谣言这种东西，像冬天的野草，你以为它死了，春风一吹，又绿了。

周明远中举的消息还在城里飘着，像桂花的香气，淡淡的，若有若无的，可人们还没来得及把这香气闻够，另一股气味就涌了上来——不是香的，是臭的，像阴沟里的淤泥被搅动了，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熏得人直皱眉。茶馆里说书的把醒木一拍，压低了声音，故作神秘地说：“列位看官，你们道那周家少爷是个什么人物？他中举是不假，可他中的这个举，怕是沾了邪气。”听客们凑过去，眼睛亮晶晶的，像闻到腥味的猫。说书的清了清嗓子，把声音压得更低了：“那孙家少爷，你们都知道的，跟沈家姑娘定了亲的，三月初八就要成亲的，怎么忽然就死了？死得不明不白的，连个说法都没有。”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听客们一眼，那一眼里有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在说“你们懂的”。

听客们懂了，懂得很透彻，透彻得像冬天的冰，一敲就碎，碎了就化成水，流得到处都是。有人摇头叹气，说周家少爷看起来斯斯文文的，没想到是这种人；有人义愤填膺，说这种人就该革去功名，关进大牢；有人冷笑一声，说功名算什么，有钱能使鬼推磨，周家有的是银子，什么事摆不平？这些话在人们的舌尖上滚来滚去，越滚越热，越滚越毒，像一锅煮开了的毒药，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谁喝谁死。

这些话传进了孙家，传进了二姨娘的耳朵里。她正在院子里看儿子写字，六岁的儿子趴在石桌上，手里握着一支毛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个“人”字，一撇一捺，像两条站不稳的腿，随时都会倒。她看着那个字，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慢慢地膨胀，像气球被吹大了，鼓鼓囊囊的，快要炸了。她抬起头，看了看正房的方向。孙太太的屋子里静悄悄的，听不见一点声音，自从孙耀祖死后，那个院子就像一座坟，死气沉沉的，连鸟都不愿意飞过去。她嘴角弯了一下，弯得很轻，很快，像燕子掠过水面，翅膀沾了一下水，飞走了，留下一圈一圈的涟漪。

晚上，孙万财来了。他这些天老了很多，鬓角的白发又多了几根，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几道，走路的时候背微微驼着，像挑了一副看不见的担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二姨娘迎上去，接过他脱下来的外袍，挂在衣架上，又端了一碗热茶过来，双手递到他面前。孙万财接过茶，喝了一口，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二姨娘走到他身后，伸出手来，搭在他肩膀上，轻轻地捏着。她的手指很软，很有力，不轻不重地按着，从肩膀捏到脖子，从脖子捏到后脑勺，一下一下的，像在弹一首很慢很慢的曲子。

“老爷，今天外面又有新的话传出来了。”二姨娘的声音软软的，糯糯的，像刚出锅的汤圆，甜丝丝的，黏糊糊的。

孙万财没有睁眼，声音闷闷的，像从坛子里头传出来的：“什么话？”

二姨娘的手指停了一下，停了一瞬，又继续捏起来，声音还是那么软，那么糯，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说周家少爷在孙少爷还没死的时候，就跟沈家姑娘勾搭上了。说孙少爷死得不明不白的，怕不是——”她顿了一下，看了孙万财一眼，他的眼皮动了一下，没有睁开。她继续说下去，声音更轻了，轻得像风吹过窗纸，“怕不是被人害的。”

孙万财睁开了眼睛。他没有看二姨娘，看着桌上的茶碗，茶碗里的水已经凉了，茶叶沉在杯底，一片一片的，像死去的蝴蝶。他看了很久，久到二姨娘以为他不会说话了，他才开口，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些话，你信？”

二姨娘的手指又停了，这一回停得比刚才久，久到孙万财感觉到了，侧过头来看她。她的脸上带着一丝笑，不是那种妩媚的笑，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在试探什么的笑。她看着孙万财的眼睛，说了一句话，声音轻轻的，可每个字都像是称好了重量才放出来的：“我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外面的人信。一个人信，是闲话；十个人信，是风言风语；一百个人信，就成了真的。老爷，您说是不是？”

孙万财没有说话，转回头去，看着桌上的茶碗。他的手在椅子扶手上轻轻叩着，一下，两下，三下，像在敲一扇门，不知道门后面是什么，可他还是在敲。二姨娘看着他的侧脸，看着他那双深陷的眼睛，看着他鬓角的白发，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慢慢地往上涌，像泉水从地底下冒出来，咕嘟咕嘟的，拦都拦不住。她深吸了一口气，把那些涌上来的东西压了回去，换了一副表情——不是刚才那种试探的、意味深长的表情，是一种温柔的、体贴的、替人着想的表情。

“老爷，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