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的夏天来得迟，但来得迅猛。六月初，积雪线退到海拔五千五百米以上，普布村周围那些被冻了大半年的草坡几乎在一夜之间翻出青色。不是江南那种温润的绿，是高原特有的苍青色——浅而韧，像被风反复打磨过的铜锈。洛桑奶奶留下的两只老羊被这层新草喂得胖了一圈，瘸腿那只走路依然跛，但比以前快了；独眼那只偶尔会抬起头，用那只仅剩的眼睛茫然地朝雪山方向张望，像是在等一个不会回来的人。

桑杰每天放羊的时间变长了。以前他把羊赶到坡上就回来磨刀，现在会在坡上坐到太阳偏西。徐云深有一次去送糌粑，看见他坐在一块石头上，两只羊一左一右趴在他脚边，和他一起看着远处的冈仁波齐。他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桑杰没有说话，只是把糌粑掰成两半，一半塞进嘴里，一半递给他。

“你在看什么。”

“雪线。今年的雪线比去年高。”

“高了会怎样。”

“泉水会小。明年可能要往山上走更远才能打到水。”

徐云深咬了一口糌粑。很干，很粗，但他已经习惯了这种需要在嘴里嚼很久才能咽下去的食物。他嚼着糌粑看那道雪线——一条不规则的、蜿蜒的分界线，以上是终年不化的积雪，以下是正在返青的草坡。雪线确实比去年高，露出更多黑色的岩体，像是冈仁波齐脱下了一件穿了一整个冬天的白袍。

“以前也这样吗。”

“以前不是。以前雪线退到这里的时候，已经七月了。”

桑杰没有继续说下去，但徐云深听懂了他没说出口的话。雪线在提前后退，泉水在逐年变小，那些刻在石壁上的古老符号被风侵蚀的速度比刻的速度更快。桑杰说“没有人看也要做”，他做到了。但他在做的同时也在看——看雪线，看泉水，看秃鹫的数量有没有减少，看旦增的第四个音有没有飘。他看得很仔细，因为这些都是天葬师的职责范围。天葬师不只是送走死人，还要守护送走死人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正在以它自己的速度变化，不快，但方向明确。

“桑杰。如果有一天泉水不够用了，怎么办。”

“往上走。”

“走到哪里为止。”

桑杰把最后一块糌粑塞进嘴里，嚼完咽下去。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藏袍上的碎草屑，把羊赶起来往回走。瘸腿羊走在前面，独眼羊跟在后面，两只羊一前一后，在返青的草坡上踩出一条窄窄的痕迹。走出很远，徐云深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但他停了一下，侧过头，对着风说了一句话。

“走到走不动为止。”

六月第一个星期，罗布的笔记本用完了。

那本牛皮封面的笔记本跟着他从春天写到夏天，从第一页“次仁——阿爸”写到最后几页算术课的羊粪堆和编号七的秃鹫。最后一页被他画满了——七只秃鹫排成一排，每一只旁边都写了名字：阿爸、阿妈、舅舅、阿库、德吉老师、次仁爷爷、旱獭。第七只旁边写的不是名字，是一个符号——圆圈里面一个点。种子。

他把笔记本举到桑杰面前。“舅舅，这个是你。”

桑杰低头看着那只编号七的秃鹫。它画在整排最右边，翅膀比其他六只都大，嘴是弯的，眼睛是圆的，和第一页那只像旱獭的秃鹫比起来已经完全是两种生物。旁边那个种子符号描得很认真，圆圈几乎画成正圆，里面的点不偏不倚在圆心。一只翅膀边缘带着灰白色的秃鹫蹲在天葬台最高的岩石上，没有飞，只是蹲着。

“为什么是种子。”

“阿库说，种子是种下去会长出来的东西。舅舅种的旱獭长出来了，种的骨笛长出来了，种的我也在长。所以是种子。”

桑杰把笔记本还给罗布，转身走进石屋，从木架上拿了一样东西递给他。那是一本新的笔记本——不是外面买的，是他自己用牦牛皮缝的封面，内页是用德吉卓玛从镇上带回来的白纸裁好、用棉线装订的。针脚粗大而结实，和补皮袋的针法一模一样。

“给你。写满了换这本。”

罗布接过新笔记本，翻开第一页。扉页上画着一样东西——一只旱獭。圆滚滚的，尾巴是直的。旁边用藏文写了两个字。他看了片刻，抬头看桑杰，眼睛很亮。

“你画的。”

“嗯。”

“你以前只画秃鹫。”

“画腻了。”

罗布没有戳穿他。他把新笔记本抱在怀里，又把旧的那本从书包里拿出来和新的一本并排放好。两本笔记本叠在一起，一本从头到尾写满了一个孩子对世界的全部记录，另一本空白着，扉页上有一只尾巴笔直的旱獭。

六月下旬，德吉卓玛从县里回来了。她带回来一盒水彩笔，是给孩子们的。她走到村小时，七个孩子正趴在桌上用水彩笔画画。央宗画了一只羊，粉红色的，旁边写“洛桑奶奶的羊”，虽然洛桑奶奶已经走了四个多月，但那只羊在她画里依然是洛桑奶奶的羊，不是别人的。多吉画了天葬台，台上蹲着八只秃鹫，每一只旁边都写了编号——他在做算术。罗布画了一只旱獭，尾巴画得很直，旁边写了“是舅舅画的”。

德吉卓玛站在门口看了很久，然后走进去把自己的备课本放在讲台上。她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暑假。七月到八月。然后她转过身，对着七个孩子。

“放假了。去帮家里放羊，捡牛粪，画画。九月开学。”

孩子们没有欢呼。他们对于放假这件事的态度和他们对普查、对申报表、对一切外来事物的态度一样——接受，但不太确定要不要为它高兴。最后是罗布先站起来，把他的新笔记本和水彩笔收进书包里，走到德吉卓玛面前。

“老师，放假可以去找阿库学汉字吗。”

“可以。”

“可以去找舅舅学吹笛子吗。”

“可以。”

“可以去找次仁爷爷学用羊粪数数吗。”

“可以。”

罗布点了点头，背起书包走到门口，停了一下。

“老师，你不在的时候阿库教我们写名字。我写了七个名字。现在会写八个了——你的名字我也会写了。”

德吉卓玛背对着门口站在讲台上，没有转身。她的手指在粉笔盒里摸索了半天，摸出一支断掉的粉笔，又放回去换了一支完整的。

“写给我看看。”

罗布把书包放在门槛上，翻出旧笔记本，翻到倒数第二页，指着最下面一行字：德吉卓玛——老师。藏文和汉字各一行，中间空了一格。他不知道老师的名字在藏文里怎么写，但他用汉字写了，旁边还用拼音标了读音。

“写得对。”德吉卓玛说。声音比平时略低。

“中间空了一格。阿库说，藏文写法要问你自己。”

“回去写。明天上课教你。”

“明天放假了。”

“放假也可以上课。”

罗布把笔记本收好，跑走了。德吉卓玛独自站在空教室里，面前是那张用废木板拼的讲台和一块刷了黑漆的片岩石板。她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八个名字，排成一圈。七个孩子加上她自己。然后她在圈子中间画了一个圆圈里面一个点。

当晚，德吉卓玛来找徐云深。她带回来一个消息——王济民手稿里记录的那份1963年的数据，和今年普查的数据放在一起对比，有了一份意外的发现。她把两份数据摊在石台上：一份是王济民手抄本的残页，纸被虫蛀得千疮百孔，但还能辨认出几个数字；另一份是刘干部走之前留给次仁老者的普查底稿复印件，洛桑奶奶的名字被写在备注栏里。

“王济民记录了当年的村民姓名、年龄、户数。我把两个数据交叉对比了一下。洛桑奶奶是村里唯一出现在两份名单上的人。1963年她三十八岁，王济民把她写成‘洛桑氏’。当时村里还有四十一口人。现在在册人口十八人，加洛桑奶奶十九人。”

“少了一半多。”

“对。但有一个数字没变。”她翻到王济民手稿的其中一页，指着一段被虫蛀得只剩几个字的段落。那段记录中有一行：“天葬师代际传承未断。老天葬师丹巴收幼徒桑杰，时年三岁。”她翻到刘干部的普查底稿复印件，指着另一行。天葬师——桑杰。天葬师继承人——旦增。她把两页纸并排放在一起。

“从1963年到今年，人口从四十一变成了十九。路没修进来，电没通进来，走了的都没回来。但天葬师传下来了。第四代在教第五代。骨笛还是六个音。”

徐云深低下头看着那两张纸。纸上的数字是冷的，但在冷数字的缝隙里，有一些别的东西。走了的人没回来，但秃鹫还在。水在变小，但旦增的第四个音不再飘。雪线在提前后退，但罗布会写八个名字了。桑杰说“走到走不动为止”，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悲壮，没有决绝，只是陈述——像在说今天的鹰来得早，像在说刀不够快，像在说旱獭的尾巴是直的不能卷。

“我能写这个吗。”他问。不是问德吉卓玛，不是问桑杰，不是问自己。是问这间石屋里所有被记住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