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医院没多久，我便发现，最难的从来不是诊断。而是药。那天门诊来了一个肺炎病人。是个十几岁的男孩子，烧得厉害。母亲陪着他来的。护士把病历递给我时，小声说：“又是肺炎。”我翻开记录，听诊，量体温。检查结果几乎都写在脸上。病房里安静得很。大家都知道该用什么药。也知道医院剩下多少药。主任看完病历，把本子合上。“青霉素还有多少？”护士翻了翻登记册。“只够两个人的量了。”房间里一下安静下来。没人说话。因为病房里需要用药的人，远远不止两个。主任沉默了很久。最后把药留给了隔壁病房一个情况更重的孩子。那位母亲不停点头。说理解，说没关系，说医生已经尽力了。可她抱着孩子离开的时候，我还是看见她偷偷擦眼泪。

下班以后，我在药房门口站了一会儿。木架上的药瓶空了很多。有些格子甚至已经空了好几个月。药剂师低着头整理账册。像是在计算一场永远不够分配的战争。医生能治病，却不一定救得了人。

那之后的几天，医院开始更频繁地讨论药的事。不是在会议室里。是在走廊。在换班的时候，在护士低声交接记录的时候。有人说，别的医院也一样。有人说，最近运货不稳。也有人什么都不说，只是把药柜再检查一遍。好像多看一眼，药就不会少一点。我开始被安排去做一些更基础的工作。整理病历。核对用药。陪护士去病房。这些事情都很琐碎。琐碎到不会被写进任何记录。但它们占满了一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