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六妹又何尝不是浑身不自在，她在娘家衣食不愁，养尊处优，日子过得称心如意。要不是姑娘总是要出嫁的，她才不愿匆匆忙忙地就嫁到余家来。

到了余家，端人家碗，服人家管，她处处忍耐，可不自由了。

这也就罢了，最让她心中不快和受不了的是余良民的冷落和嫌弃，使她感觉在新家如同寄人篱下，像个要饭的似的。她满心委屈，忿忿不平。

余家有什么了不起？屋下一家三口，屋上土砖瓦房几间，人丁不旺，无权无势，能和高家结亲，那可是走好运、攀高枝了，余家应该抱着后脑勺开心地笑！

再看看自己的娘家。

以前，父亲是公社副书记，母亲是大队妇女主任，大哥是生产队长，二哥是民兵队长，一家四世同堂，老老少少一二十口人，干什么都轰轰烈烈！毫不夸张地说，高家声名在外，足以雄霸一方。

要不是现在行政机构改革，撤区设乡镇，公社没了，大队改叫村，生产队改叫组，组织结构发生巨变，他们家可是当地名副其实的“豪门”，方圆几十里，哪家可比？这样的家庭在农村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第二家吧？

她的日常生活由奶奶照顾，哥哥姐姐们都已经成家立业，她二十多岁了，还像个孩子似的，不用为柴米油盐操心，只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日子过得优哉游哉，干吗非要嫁到余家来受洋罪？

想到这里，她难免心生怨气，感觉父母迫不及待地想要她出嫁似的，找个人上门见一面，也不问问她的意见，就自作主张，一口答应，一个月以后，她就出嫁了，随随便便的就把她打发了。她越想越不服气……完全没有认识到，她能嫁到余家来，运气还算不错。

余家只有三个大人，个个勤俭麻利，经济条件不差，公公有退休金，家里有存款，同样衣食不愁，同样不指望她干什么力气活。公公和余良民就不用说，只有婆婆叫她做点家务事。婆婆叫她干些什么呢？比如，婆媳俩一前一后抬一桶水粪去菜园里浇浇菜，或者，烧饭的时候，婆婆在灶上忙乎，她在灶下添把柴，烧把火，诸如此类。

想想余良民小的时候，厉氏当初是怎么对待他的，高六妹应该知足。

高六妹不当家，不作主，不用操心柴米油盐贵，她的日子依然过得很轻松，清闲无事的时候很多。闲来无事，她会出去串串门或者去附近人多的集市上转转。她的时间观念不强，经常到了饭点，别人家早吃饭了，她还没有回来，家里人还要到处喊她回来吃饭。

这样的习惯搁在谁家，谁家都忍受不了。

婆婆自然要数落她几句，甚至大声训斥：“不指望你做什么事，你连饭都不晓得回来吃！三岁小孩到了饭点也晓得回家吃饭呀！”

高六妹一般不回嘴，但她还是很有些小姐脾气的。她会生闷气，躲在房间里不出来，以不吃饭回敬。余老伯只好又叫余良民去喊她出来吃饭。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拌嘴、吵架、闹矛盾，这是日常生活中的必修课，谁家都不可能幸免，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着，一年又一年。

渐渐地，余家心中有苦，口难开。余良民结婚三四年了，还无一儿半女。两位老人焦急万分，唉声叹气，当然对整日无所事事的儿媳妇颇多怨言了。余老伯开始有点儿后悔了。

在旁人看来，这门婚事的确不太高明。不管怎么着，这事是没有后悔药的。

余老伯已经七老八十，身体尚可，整天不闲着，还忙着干点农活。有一天，老人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下可不好了，从此一病不起，不到半年时间，他终究没等上抱孙子，就在郁郁寡欢中离世了。

堂兄弟叔伯们帮忙操办后事，亲朋好友纷纷前来吊唁，一切按老规矩办，热热闹闹的，耗去不少银两，家中存款顿减。而且，从此以后，余家再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来源，余老伯的离世就像家里顶梁柱倒了，余家高枕无忧的日子岌岌可危。

厉氏同样年事已高，她开始体弱多病，走路蹒跚。余良民对这位后母并没有嫌弃，依然听她支配，依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然重活轻活都干。毕竟他和高六妹之间相互不对付，家里多个老人，还能调和鼎鼐，还能把家务活料理得井井有条，使他每天干活回来，有口热饭热菜吃。无论如何，家里时时刻刻都有人在，多点人气，总比只剩夫妻俩大眼瞪小眼强。

可是，余老伯走后，厉氏倍感孤单，也不再指望什么，过了两三年，也过世了。

余良民当然不会在最后一程亏待老人，丧事依然按老规矩办，吹吹打打，一样不少，热闹是热闹，钱也没少花，等一切结束，家底也差不多空了，余家的优势全无。

从此以后，从未在家当家作主的余良民和高六妹要自立门户，自力更生了。无依无靠，再也当不了甩手掌柜了。不过，不用担心，他们还不至于饿死。

余良民干活一向是一把好手，种田种地，他样样都会，因此，家里粮食从来不缺。

高六妹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也慢慢懂得料理一些家务，懂得要勤俭过日子。

日子就这么将就着过，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没有大人的管束，他们倒也过得自由自在。

尤其是高六妹，一向习惯于自由自在的她，老毛病难免发作，时不时放飞自我。她经常出去串门闲逛，到了该吃午饭的时间，她家还未见炊烟，锅灶还是冰冷的。

这样，家庭矛盾就来了，日积月累，爆发只是迟早的事情。

有一天，余良民出去干活回来，腹中空空，疲惫不堪，原指望回来马上就能吃上热饭热菜。可是，到了家门口，只见大门紧闭，门上一把锁，高六妹不知去向。

余良民怒发冲冠，他拖着疲劳的身体去村头村尾四处呼喊，才把高六妹找了回来。

两人一见面，余良民忍无可忍，不善言辞的他，忍不住大声呵斥：“到了吃饭时间，你还没开火！你没看见别人家已经吃饭了吗？！”

然而，高六妹可不服气余良民管她，不仅不觉愧疚，反而很不以为然，大声回嘴，针锋相对：“哪家吃饭了？！我在汪奶奶那里玩，她老人家也才刚刚烧饭呀！”

余良民本来话语不多，不可能和高六妹来一场唇枪舌战。高六妹反唇相讥，余良民被呛得无言以对。饥肠辘辘的他，气得面红耳赤。

情急之下，他脱口骂道：“我不要你这个无用的对头！你滚！你滚！！你滚回娘家去！！！”

高六妹被镇住了！嫁出去的女儿如同泼出去的水。兄长们各自成家立业，父母老态龙钟，垂垂老矣，还得靠儿子媳妇赡养，她如何回娘家去？

她有点儿心虚，没有再嘴硬，而是一头钻进厨房，烧饭去了。

本来，这次吵架只不过打了个平手，并不存在谁输谁赢的问题。然而，事情还没完。

高六妹觉得余良民叫她滚回娘家去，是欺负她！她要找个地方喊冤叫屈！她要去哪里呢？她要去四婶家，她要四婶来评评这个理！见到四婶，她感觉委屈得不行，刚一张嘴，竟然哭哭啼啼起来。然后，她一边哭，一边哽咽着絮絮叨叨。

四婶听了她断断续续的哭诉，问道：“你们为么事吵架？”

高六妹牢骚满腹，一肚子怨气，振振有词地说：“他从外面干活回来，我还没有烧饭，他就生气了！”

四婶听罢，哀叹一声，说：“他在外面干活，辛苦。你在家没事，就不要到处乱跑，以后把饭烧早一点，不就行了吗？”

经四婶这么一说，高六妹自知理亏，没词儿了。此事才不了了之。

吵架和怨恨，使夫妻之间的隔膜更深，使两人的关系更加疏远了。因此，他们夫妻关系常常紧张。二人之间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鹣鲽情深，琴瑟和鸣，而是公子派头对上小姐脾气，各说各话，鸡同鸭讲，心很难往一处想，各吹各的调，就只能各玩各的了。

不过，尽管不和睦，倒也相安无事，日子继续将就着过。

时间隧道进入到九十年代。岁月催人老，余良民人到中年，四十岁了，一事无成。日子过得不咸不淡，他看起来似乎安之若素，不以为意，其实，心里还是很落寞的。

同村有个小兄弟叫余超群，在镇联防队工作，帮忙维护治安管理。他自制了一把土枪，喜欢在晴朗的夜晚出去打猎。通常，他会叫上一两个人，余良民是常客，因为高六妹不敢管他，家里又没小孩拖累，他比一般人清闲自由。

余良民也很乐意出去弄点野味回来打打牙祭，晚上出去打猎，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从八十年代起，乡民做饭已开始烧液化气，山也封禁了，一年开禁一次。

上山砍柴的人少了，无人放牛了，树木茂盛，遮天蔽日，枝枝蔓蔓，盘根错节，上山根本迈不开腿，连采蘑菇都不可能了，因而野生动物暴增，四处横行。

屋后山脚下的田地没法耕种，野猪呀，野兔呀，野鸡呀，黄鼠狼呀，等等，经常跑到庄稼地里来觅食，乡民们防不胜防，很恼火，却又无可奈何。

朋友来了有酒喝，敌人来了有猎枪。有人想到了一个对付这些不速之客的好办法。

野生动物在夜间看见灯光不敢动，本意是为了规避风险，结果却成了坐以待毙。所以，夜间狩猎最佳。

一年四季中，春天万物生长，不杀生，非狩猎季；夏天晚风徐徐，出去走走，倒是颇为惬意，可是，蚊叮虫咬，得受得住那份苦；冬天寒风肃杀，鸟兽收藏，几乎无物可猎；唯有秋天，不冷不热，皓月当空，夜虫唧唧，最适合打猎。

三两人同行，扛一支猎枪，山禽野兽尽收囊中，凯旋而归，心情欢畅。

他们打猎，要么沿着山脊一路寻找，要么躲在山脚下的庄稼地里等待。听见响动，就用手电筒一照，找到了，瞄准，然后啪的一枪，猎物应声而倒。

自从两位老人去世，每次打了野味回来，余良民都要亲自下厨。宰杀清洗的事，都不是高六妹能做的，她也不爱吃这些东西。

一天夜里，余良民和余超群一起去打猎，收获颇丰，他分到了一只兔子和一只野鸡。

第二天早上，他起得挺早，准备宰杀、洗涤和烹饪野兔和野鸡，做成早饭菜，大饱口福。像往常一样，他睡眼惺忪，打开大门，一脚踏出去，忽然瞥见地上有个东西，吓了一大跳，赶紧把脚收回来！他低头一看，原来，在他家门口放着一个包裹。他定睛细看，显而易见，里面是个婴儿，皱着眉头，扭动着身子，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似乎感觉很不舒服。

余良民惊慌失措，大声叫道：“高六妹，高六妹，快起来！”

高六妹惊醒，一骨碌爬起来，趿着拖鞋，披着外服，慌慌张张地跑出房间，急急地问道：“怎么啦？怎么啦？”

余良民回过头，往外指了指，惊魂未定，说话都不利索：“有、有人丢了个孩子在我、我家门口！”

高六妹快步走到大门口，一看，真的是个小婴儿！她也吓一大跳！她一只手抱不了孩子，就叫余良民把孩子抱起来，余良民不敢。

高六妹急中生智，说：“我去叫二婶过来，问问她，怎么办！”

余良民也觉得只能这样了，点点头，同意了。

大清早的，二婶刚起床，就听见高六妹慌里慌张地跑过来喊她，以为他们夫妻俩又吵架了。正要询问，得知是有人在她家门口放了个小毛孩，也十分好奇，立即跟着过来了。

三人齐刷刷地站在门口看着地上的小孩。小孩很乖巧，不哭不闹，小小的脸蛋红扑扑的，眉头皱着，小嘴嘟着，饱满的小脑袋两边扭动着，仿佛很不舒服或者很不满意。谁看了都会动恻隐之心。他们猜想着，肯定又是谁家超生了，才会出此下策。

二婶弯腰抱起小孩，打开包裹一看，的确是个女孩。她看起来五官端正，四肢健全，身体结实，似乎健康正常；还有一个红包和两袋奶粉；余良民打开红包，里面装着两百块钱和孩子的生辰八字。余良民根据生辰八字仔细推算，孩子已经满月了。

虽然这是个“万元户”都有点过时的时代，两百块钱也是很不少的，几乎相当于一个山村教师近半年的工资呢，奶粉更不常见，可见那人家经济条件不错，出手很阔绰。

二婶啧啧称奇，说：“这是菩萨保佑你们，孩子送到你们家门口，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她的再生父母了。”

余良民和高六妹咧嘴傻笑着，赶紧点头，一时心里既高兴又忐忑，腼腆地红了脸。

二婶吩咐高六妹去烧开水泡奶粉，又吩咐余良民去余良君家，把他家孩子的摇篮、被褥和旧衣服什么的拿过来用。

余良民连奔带跑地去了。余良君夫妇听说他捡到一个孩子，十分好奇，热心肠地翻箱倒柜，一时能找到的孩子的旧衣服和被褥毛毯，统统放进摇篮里，一起搬了过来。

二婶一边给孩子喂奶粉，一边指导说：“两袋奶粉喝完了，两百钱用完了，买不起奶粉的话，就熬浓汁的米汤，里面放点糖。六七个月的时候，可以让她吃稀粥；到一周岁，就可以和大人一块吃饭了。”

余良民和高六妹懵懵懂懂，洗耳恭听，连连点头。

二婶走后，他们就得自己照顾孩子了。这会儿，孩子喝饱了，在摇篮里睡得很香，扑哧、扑哧的呼吸声清晰可闻。高六妹小心翼翼地坐在一旁，不敢离开半步。

一整天，夫妻二人如坠云里雾里，又高兴又发愁，不知道如何把孩子养好。

孩子一哭，他们就以为孩子饿了，立即冲米粉。米粉冲好了，又不知道该怎么喂孩子，围着摇篮团团转，正好三婶过来看情况，帮他们喂了。

这以后，婶娘们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一切照办。过了一段时间，经过磨合和摸索，他们才慢慢找到了北，松了口气。同时，又倍感压力。

人到中年，家里忽然多了个小毛孩，哭声时起，夫妻二人手忙脚乱，一天到晚都没得歇息，很累。不过，事情多了，家里也多了生气，多了热闹；整天围着孩子团团转，视同己出，视若珍宝，有了生活的中心。从前在生活中难以协调的两个人，总算找到了共同的奋斗目标。

满眼都是孩子，也就不在意对方怎么样了，鸡毛蒜皮的矛盾减少，生活翻开了新的篇章。

大约过了一个月，余良民起了个大早，去县城买奶粉，顺便去舅舅家报喜。

社会开放整十年，县城变化很大，形形色色的商店，有国营的，有民办的，各放异彩，相得益彰。街道上，又是霓虹灯，又是高音喇叭，吵吵嚷嚷，热闹非凡。

余良民直奔百货大楼，这是县城里最大的百货商店。里面有家私人食品店，品种齐全，特别红火。据店员介绍，当时亨氏儿童米粉很流行，他买了几袋，还顺便买了两袋黑牛奶粉。然后，他就去舅舅家报喜，顺便在那里吃午饭。

余良民来到公安局家属大院，这里曾经挤着一排排的小院落，很破旧。现在房屋改建了，院子大了，宽敞了，家里还增加了卫生设备。有的人家甚至住进了新建的高楼大厦。

余良民七拐八拐，走到一排房子的第三家，院门洞开，家里有人，这就是他舅舅家。

他对舅舅家是很熟悉的，不论如何，每年过春节，他都要来舅舅家拜年，这是风俗习惯。所以，尽管他不怎么来县城了，每年至少要来一次。

为了解决孩子就业问题，八十年代初，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舅舅和舅妈早早地就退休了，老大老二接替。老大顶替父亲，进了公安系统；老二顶替母亲，进了学校，当起了小学教师；老三招工了；老四干个体。四个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一切顺利。

舅舅舅妈双双退休后，一起在家烧烧饭，带带孙子，锻炼、锻炼身体，日子过得很舒心。

余良民走进院门，叫了声“舅舅”“舅母娘”。

舅舅、舅妈在屋内闻声，热情地迎出来他们。当然要问他今天怎么进城了。

余良民一时不知怎么开口说明，站在那里傻笑。

舅舅、舅妈叫他进屋，让座倒茶。

余良民一边就坐，一边磕磕巴巴地说：“有、有人在我家、家门口放了个孩子……”

“哦！”舅舅、舅妈应了一声，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女孩吧？”舅妈问道。

“是。”余良民答道，“我到城里来买点奶粉、米粉什么的。”

“好！好！”舅舅连连点头。

舅妈说：“养孩子不容易，经常问问几个婶娘，你家堂弟堂弟媳们都很能干，有事找他们帮帮忙。”

余良民连连点头。吃完饭，他就匆匆赶往回赶，唯恐孩子饿着了。

他急匆匆地往车站的方向走，身后有突突突的三轮车追上来。他回头一看，是老家那边的车，就赶紧挥手呼喊。司机也看见他了，停下来，让他上车。余良民麻利地跳上去。

司机一路招揽生意，到车站那里又来了几个人，满座，三轮车满载而归，向西疾驰而去。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孩子满百日了。按照习俗，余良民在家里为女儿办百日宴。因为高六妹手不方便，办不了宴席，几个堂弟媳亲自下厨，代劳操办，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二婶、三婶、四婶都来了，两个姐姐也来了，高六妹的娘家人也来了，将两张桌子拼在一起才坐下所有人，尽管都是女客，同样少不了觥筹交错，吃着喝着，谈笑风生。

余良民和高六妹总算好好地风光了一回，打心眼里高兴！

亲朋好友来了，自然要围着他们的宝贝女儿评头品足一番。三个多月的孩子长开了，小脸蛋鼓鼓的，像个熟透的大苹果，面色红润，皮肤白净，眉清目秀，眼睛清澈亮丽，忽闪忽闪的，格外清纯可爱，谁见了都会喜欢的。大家啧啧称奇，直夸漂亮，都说余良民和高六妹有福气，心里免不了犯嘀咕：“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漂亮，怎么舍得？！”

余良民意外得女，当了父亲，倍感骄傲，给宝贝女儿起了个独树一帜的名字，叫“香农”。

过了百日，他去村里给孩子上户口，顺便在村卫生院给她做了个简单体检，一切正常。

孩子长到一两岁，就能跟着大人到处跑了。农闲时，余良民出去串门或闲逛，屁股后面就多了一个小尾巴。这时，余良民不再手拿收音机，边走边听，而是又回到从前的样子，口袋里兜着点瓜子或花生之类，他在前面边走边剥壳，孩子跟在后面，边走边吃，一老一少，一高一矮，其乐融融，悠然自得，一起享受着朴实无华的农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