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那天，是个阴天。

清晨四点，沈砚就醒了。不是被吵醒的，是那种说不清的、绷着的醒，像弦拉得太紧，自己就颤了。他躺着没动，听外面的动静。静，太静了，静得不正常——没有电车声，没有报童叫卖声，没有往常这个时候该有的一切市声。

苏婉也醒了，侧过身看他。天光从窗帘缝里透进来，灰蒙蒙的，照见她清亮的眼睛。

“几点了？”她轻声问。

“还早。”沈砚说，握住她的手，“再睡会儿。”

可谁都睡不着。他们就这么躺着，听着这反常的寂静，像在等什么。等一声炮响，等一阵枪声，等一个他们已经等了太久、但真来临时又不知该如何面对的结局。

六点左右，远处传来零星枪声，很脆，很远，像在打信号。然后是脚步声，很多人的脚步声，整齐的，沉重的，从街道那头传来，越来越近，又渐渐远去。

苏婉的手在他掌心里紧了紧。沈砚坐起来，掀开窗帘一角。

街上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但墙上有新贴的标语，墨迹还没干：“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字很大，很红，在灰白的天色里，触目惊心。

“来了。”沈砚说。

“嗯。”苏婉也坐起来，靠在他肩上，“终于来了。”

他们没有出去看。就坐在床上，听着。听枪声渐渐稀疏，听广播车的声音响起，听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喊：“上海解放了！上海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听远处隐隐传来的欢呼声，零星的，试探的，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响，最后汇成一片沸腾的海洋。

到中午，弄堂里才有了人声。王婶在外面喊：“沈医生！苏老师！出来看呀！解放军进城了！”

他们才出门。弄堂口已经聚了不少人，都伸着头往外看。街上，一队队穿着土黄色军装的士兵正走过，扛着枪，背着背包，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但眼睛很亮，腰板挺得笔直。有年轻的女兵在发传单，见人就塞一张。

一个小战士走到弄堂口，看见沈砚，停下来，敬了个礼。

“同志，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解放了，大家不用怕。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来保护人民的。”

他说一口北方话，带着浓重的口音，但很真诚。沈砚点点头，说：“辛苦了。”

小战士笑了，露出一口白牙。他从背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递给沈砚：“这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您看看。我们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有啥事，您尽管说。”

沈砚接过本子，纸很粗糙，字是油印的。他翻开，看见第一行：“一切行动听指挥”。心里有什么东西，轻轻动了一下。

队伍继续往前走。人们站在路边，看着，没人说话，但眼神里有好奇，有敬畏，也有茫然。这是个新世界，他们还没学会如何面对的新世界。

那天夜里，苏婉弹了琴。

弹的不是《月光》，也不是《革命》，而是一首很简单的民歌，《东方红》。她弹得很慢，很生疏，因为谱子是刚从小战士给的传单上看到的。但琴声在安静的夜里传出去，竟也有种庄严的、新生的感觉。

沈砚坐在她旁边，看着她的手在琴键上移动。那些伤痕在灯光下依然清晰，但此刻，它们像是某种勋章——证明她熬过来了，活下来了，等到了这个春天。

“沈砚，”一曲弹完，苏婉轻声说，“你说，这算……天亮了吗？”

沈砚看着窗外。夜色还浓，但远处，外滩的方向，有灯火通明，是解放军在接管大楼，在升起新的旗帜。

“算。”他说，“天亮了。”

新政府成立得很快。

街道成立了居民委员会，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周，短发，说话干脆利落。她来诊所找沈砚，说现在要登记户口，建立新的户籍制度。

“沈医生，您的医术我们知道，是好的。”周主任说，“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要建设，要发展，需要医生。您这诊所，可以继续开，但要登记，要接受新政府的领导和管理。”

沈砚点头：“应该的。”

“还有，”周主任看了看坐在一旁的苏婉，“苏老师是教音乐的，现在新社会提倡文艺为人民服务。街道要办扫盲班，教大人小孩识字，也需要教唱歌。苏老师能不能来帮忙？”

苏婉愣了愣，看向沈砚。沈砚对她点点头。

“我能教唱歌。”苏婉说，“但手指……还没完全恢复，弹琴可能……”

“没关系，能教唱歌就行。”周主任笑了，“新社会，人人都是主人翁，都要为建设新中国出力。沈医生看病，苏老师教歌，都是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