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家翻案的折子，是楚昭临亲自拟的。

他用了一个通宵。谢临舟就坐在他旁边，帮他整理那些泛黄的证词和信函。书房里的烛火亮了一整夜，两个人在案头相对而坐，偶尔交换一个眼神，偶尔递过一杯茶，偶尔因为某一份证词的措辞争论几句。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书房里却有一种奇异的、温暖的嘈杂——翻动纸张的沙沙声，笔尖划过纸面的细微声响，炭火偶尔发出的噼啪声，交织在一起，像一首没有旋律的、宁静的安眠曲。

折子写得很长，从赵鹤龄构陷忠良开始，到先帝默许冤案，再到谢家三百二十七口人惨遭屠戮，最后到太后交出证据、主动请罪。每一个字都是楚昭临亲手写下的，每一个细节都有据可查，每一份证据都附在折子后面。他没有替任何人开脱，也没有刻意渲染悲情，只是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写了出来。

谢临舟看完折子的最后一行字，沉默了很久。

楚昭临写的最后一句话是——“谢氏满门忠烈，含冤十七载。今真相大白于天下，非为翻案，为告慰忠魂。”

谢临舟觉得这句话很好。不是因为楚昭临写了“忠烈”两个字，是因为他没有写“沉冤得雪”。沉冤得雪是别人给的，告慰忠魂是自己给自己的。谢家不需要别人来施舍一个清白，他们本来就是清白的。

折子递上去的那天，早朝炸了锅。

内阁吵了整整一个时辰，声音大到隔着三道宫墙都能听见。有人拍着桌子骂楚昭临“狼子野心、借机铲除异己”，有人跪在地上哭着喊着“先帝在天之灵不得安宁”，还有人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脸色铁青，冷汗直流——那些人，或多或少都与当年的案子有关。

楚昭临站在朝堂上，一句话都没有说。他只是把那封先帝写给赵鹤龄的亲笔信，一五一十地当众念了出来。

朝堂上安静了。

安静得不像是早朝，不像是这个永远充斥着争吵和算计的地方。安静到能听见殿外春风拂过檐角风铃的声音，叮叮当当的，清脆而遥远。

那些刚才还在拍桌子骂人的大臣们，一个接一个地闭上了嘴。那些跪下哭喊“先帝在天之灵”的人，哭声渐渐小了下去，最后变成了一种压抑的、不知所措的沉默。那些脸色铁青的人，脸上的颜色从铁青变成了灰白，又从灰白变成了一种近乎透明的、什么表情都没有的颜色。

没有人敢说话。

因为那封信是真的。纸张、墨迹、印鉴，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任何查验。先帝的御笔亲题，不可能造假。

楚昭临念完信，将信纸折好，收入袖中。他站在朝堂中央，环顾四周，目光从每一个大臣脸上扫过，不急不慢，不怒不威。他的目光不像是摄政王审视臣子，倒像是一个局外人在看一出早已知道结局的戏，平静得近乎残忍。

“诸位还有何话说？”

没有人回答。

“既无话说，那便拟旨。谢氏一门，恢复名誉，发还家产。谢氏遗孤谢临舟，入宫为奴十七载，非其本罪，着即赦免宫籍，恢复自由身。”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

“赵鹤龄已死，不再追究。涉案其余官员，交刑部按律查办。”他看了太后安插在朝堂上的那几个人一眼，目光淡淡的，像在看几件用旧了该扔掉的东西，“先帝的信，本王会封存，永不示人。”

朝堂上又是一阵死寂。

谢临舟不在朝堂上。他在寿康宫外的宫道上等着。他不想去听那些大臣们会说什么，不想看那些人表演正义或愤怒，那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父亲等了十七年的清白，今天终于来了。不是别人施舍的，是本来就属于他们的。

他等了很久。

久到宫墙上的日晷影子转了好几格，久到他的腿站得有些发酸，久到他开始担心朝堂上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然后他听见了脚步声。

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是很多人的。杂沓的，凌乱的，像是有人从朝堂上出来了。他抬起头，看见楚昭临第一个走出宫门，身后跟着几个内阁大臣，那些人脸上的表情复杂得像打翻了调色盘，想看又不敢看，想说又不敢说。

楚昭临径直走向他，在他面前站定。

阳光从他身后照过来，将他整个人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晕中。他的脸在逆光中有些模糊，但谢临舟能看见他嘴角那个弧度——不大，但足够让谢临舟看清那底下的所有东西：如释重负，尘埃落定，以及一种“我做到了”的、不动声色的骄傲。

“从今天起，”楚昭临的声音不高不低，但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像是怕风听不见，怕天听不见，怕那些谢家三百二十七条亡魂听不见，“你是自由身了。”

谢临舟看着他，没有说话。风吹起他垂落在肩侧的发丝，拂过他的脸颊，痒痒的。他伸手将那几缕碎发别到耳后，然后笑了。

那个笑容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很淡的。但它和从前那些恰到好处的、让人挑不出毛病的笑都不一样。那个笑容是从眼底深处泛上来的，像春天的泉水从地底涌出，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温热的，鲜活的，不受控制的。它不完美，不精致，不好看。但它是真的。

楚昭临看着那个笑容，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想说什么，嘴唇翕动了几下，但最终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来。他只是伸出手，握住了谢临舟的手。

这一次不是十指相扣，不是紧紧地握着不放。只是轻轻地、自然地、像是已经做过一万次一样，将谢临舟的手握在掌心里。他的拇指在谢临舟的手背上无意识地画着圈，一下，一下，又一下。

两个人的手在二月的春风里交握着，温度从一个人的掌心传到另一个人的掌心，像一条无声的河流，在两个独立的躯体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桥不长，刚好够两个人并肩走过。桥的那头是过去，是仇恨，是冤屈，是十七年的暗无天日。桥的这头是未来，是好日子，是梅花饼，是不用再自称奴才的、堂堂正正地活着的每一天。

三十

谢临舟离开皇宫的那天，也是一个晴天。

二月的最后一天，风已经不那么冷了。他从浣衣局那间耳房里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几件旧衣裳，几本翻烂了的旧书，一只楚昭临送他的白瓷瓶，还有那件秋香色的棉袍。他把那件棉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包袱的最上面，袖口那块补丁朝上，针脚细密，在晨光中泛着温润的光。

他最后看了一眼这间他住了十几年的耳房。墙壁还是发黄的，窗棂还是破旧的，空气里还是弥漫着那股潮湿的霉味。但他今天站在这里，觉得这些东西不再让他喘不过气了。不是屋子变了，是他变了。他不再是一个被关在这里的囚徒，他是一个即将走出这扇门的人。

他走出浣衣局，走过长长的宫道，走过一道道宫门。沿路的太监宫女们用惊疑不定的目光看着他，有人窃窃私语，有人避之不及，也有人朝他点头致意。他不在乎。他的脚步很轻快，轻快到像是一个终于卸下了所有负担的人，每一步都踩在春风里。

宫门外停着一辆马车，不是王府的青帷小油车，是一辆更朴素的小驴车，车帘是藏青色的粗布，车辕上坐着一个他熟悉的身影。

沈鹤亭穿着一件半新的靛蓝色长衫，没有戴冠，没有佩刀，头发用一根木簪随意束着，看起来不像一个将军，倒像一个赶了半辈子车的老把式。他看见谢临舟出来，跳下车辕，大步走过来，一把抢过谢临舟手里的包袱，扛在自己肩上。

“磨磨蹭蹭的，王爷等急了。”沈鹤亭嘟囔了一句，头也不回地朝马车走去。

谢临舟看着他的背影，忽然笑了。这个人还是这样，明明是在等他，明明抢着帮他拿包袱，嘴上却还要抱怨一句。好像不对人说一句难听的话，就显不出自己是个粗人似的。

他追上去，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到马车旁。沈鹤亭将包袱塞进车厢，转过身来看着谢临舟，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他的表情很复杂——有愧疚，有一点点不自在，有一种想要说“对不起”又觉得说太多遍了不好意思再说的窘迫。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最后只挤出一句话。

“以后常来王府。”沈鹤亭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我给你做蜜枣糕。不加蜜枣的那种。”

谢临舟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伸出手，拍了拍沈鹤亭的肩膀，力道不大，但足够让沈鹤亭感觉到那底下的东西——不是原谅，不是释怀，是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些词了，因为我们都还在，还在往前走，还在试着成为更好的人。

马车动了。

谢临舟掀开车帘，最后看了一眼这座他住了十七年的宫城。城墙在春天的阳光下显得不那么高峻森冷了，墙角有几株不知名的小草从砖缝里钻出来，嫩绿嫩绿的，在风中轻轻摇曳。宫门上的铜钉在晨光中闪着光，一下一下的，像什么人在眨眼。

十七年。

六岁进来，二十三岁出去。从一个抱着玉蝉哭泣的孩子，变成一个有伤疤、有心事、有一双写了好字的手和一个会为他暖脚的人的成年人。

谢临舟放下车帘，靠在车壁上，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