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坛回来后，时间过得格外快。

她毕业后理所应当成为作家。我陪她找了新的房子，我们一起工作、旅行，度过了幸福又短暂的几年。她常常伏案到深夜，咖啡消耗量激增。而我，日程表依旧很满。

我们依然每周见面，有时在我那，有时去她那。但相处的方式，悄然发生着变化。

以前是我听着她絮絮叨叨讲学校趣事、写作瓶颈。现在，更多时候是我们各自占据一角，她对着电脑屏幕，我对着财务报表。

这种安静的共处，有种别样的亲密。

无需刻意找话题，知道对方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专注于各自的世界，共享着同一片静谧。

安平偶尔会从文档里抬起头，揉揉发酸的眼睛，看向我。如果我正好也看过去，她会给我一个有点疲惫却满足的微笑，然后继续埋头。

我也会在她连续工作三四个小时后，不由分说地拉她起来，去楼下吃饭，或者绕着小区走一圈。

一切似乎都在平稳推进，朝着更好的方向。

安平的书确定了夏季上市，编辑发来了封面设计初稿，素雅的底色上是一条蜿蜒的银色河流，意境很贴合她的故事。

我的公司年底业绩不错，董事会通过了新的扩张计划。孩子们在温哥华的圣诞假期过得开心，视频里叽叽喳喳说着滑雪和收到的礼物。

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身体开始感到一种疲惫。

这种疲惫感，悄悄浸染在日常的每一刻。

早上醒来，总觉得没睡够，肩膀和后背发僵。上午精力尚可，到了下午两三点，注意力就容易涣散，看着电脑屏幕上的字大脑开始飘忽，需要更用力才能集中精神。

傍晚时分，常常会有莫名的乏力感袭来，像是身体的能量被抽走了一部分。

起初，我并未在意。

四十多岁，管理一家公司，压力大，作息不规律，有些亚健康再正常不过。我想着忙过这阵，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就能恢复。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们原本计划去郊外的艺术园区逛逛。出门前，我坐在沙发上回复工作邮件，回复到一半，那种涣散感又来了。

我放下手机，揉了揉眉心，想驱散昏沉。

“累了？”她已经换好衣服，蹲在我面前。

“有点，昨晚没睡好。”我对她笑了笑，“没事，走吧。”

她却没动，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没发烧，但你脸色不太好，最近公司是不是特别忙？”

“一直这样。” 我握住她的手，拉她起来，“真没事，出去走走，呼吸新鲜空气就好了。”

那天在艺术园区，我努力表现得兴致勃勃。

可走了一个多小时，小腿竟开始发酸，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安平在一个雕塑前停留，仔细看介绍牌，我趁机在长椅上坐了下来。

后来我预约了体检，排期在三个月后。

在这期间，那些细微的症状时隐时现。

疲惫成了常态，我学会了更高效地分配精力，把最重要的工作集中在上午处理。晚上尽量推掉不必要的应酬，早点回家。

安平查了许多养生食谱，周末过来时会煲汤给我。

她会在我对着电脑太久时，强行拉我起来做几个简单的拉伸。

晚上如果我还在书房工作，她会切一盘水果端进来，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看书陪着我。

中间，欣欣和乐乐跟着我前妻回国探亲，在北京待两周。

孩子们长高了不少，乐乐变声期，嗓子有些哑，欣欣则开始有了少女的矜持。

我带他们去故宫、去科技馆，安排他们和安平一起吃饭。孩子们和安平已经很熟稔，乐乐会缠着安平问东问西，欣欣则会和安平分享一些女孩子之间的话题。

看着他们相处融洽，我心里满是慰藉。但带着两个孩子在外玩一整天，对我的体力却是实打实的考验。

一天下来，回到公寓，我瘫在沙发上不想动。安平带着孩子们在客厅玩桌游，笑声阵阵。我听着，心里温暖，身体却比连续加班还要累。

孩子们离开北京的前一晚，我们一起在家吃了顿火锅。热闹散去，安平收拾厨房，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的夜景，右侧肋下那点隐隐的胀痛又出现了，这次持续时间变长了。

“不舒服？”安平擦着手走出来，坐到我身边。

“没有，吃撑了。”

我拍拍她的手背，“就是有点累。陪孩子真是个体力活。”

“他们很开心。”安平靠在我肩上，“欣欣悄悄跟我说，她觉得你最近好像有点变温柔了，没那么‘老板范儿’了。她说可能是安平姐姐的功劳。”

我笑了：“是吧，你的功劳。”

她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夜色中她的目光深情而温柔：“秦隽，不管是因为什么，我喜欢你现在这样。累了就休息，不要总是绷着。”

“公司的老板，孩子的父亲，我的男朋友……这些身份之外，你首先是你自己。可以累，没关系的。”

她的话冲淡了一点我的不安。

我拥住她，低声说：“知道了，我会注意。”

话虽如此，我心里那点关于身体的疑虑，却并未完全消散。

体检的日子终于到了。

一个周五的上午，我独自驱车前往那家私立医院。

抽血、B超、CT、心电图……一项项做下来，我只盼着尽快结束去见她。

全部检查做完，已近中午。报告需要几个工作日才能出来。

我走出医院大楼，阳光有些晃眼。

手机响了，是安平发来的消息：中午一起吃饭？

我回复：想吃什么？我去接你。

发动车子。

只是累了，休息一下，就会好的。我这样告诉自己，朝着安平家的方向驶去。

报告是助理小陈取回来的，一个厚厚的文件袋，安静地躺在办公桌正中央。

下午四点的阳光斜射进来，那文件袋就在光影交界处，像一颗即将引爆的炸弹。

我让秘书推掉了后面所有的会议，独自坐在办公椅里，手指搭在文件袋上，久久没有动作。

其实，心里已经隐约有了预感。

那些持续不退的疲惫，肋下偶发的胀痛感，还有体检时B超医生的犹豫和更仔细的探查。

只是人总会在灾难降临前，为自己保留最后一点侥幸。

我抽出那一叠报告，直接翻到最后。

目光扫过那些冰冷的医学术语——“肝右叶占位性病变”“考虑原发性肝癌”“晚期”……

放下报告，我把身体靠进椅背，闭上了眼睛。

我今年四十三岁。

我有一个刚刚开始绽放光芒的爱人，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我的公司正在上升期。

我还有很多计划，很多想和她一起去看的风景，想陪着她写完一本又一本故事，想看着欣欣和乐乐长大成人……

我睁开眼，目光落在办公桌那个相框上。

里面是去年秋天，我和安平在香山看红叶时拍的合照。

她戴着一条红色的围巾，笑得眼睛弯弯，靠在我怀里。阳光透过枫叶的缝隙，在她头发上跳跃。

那天她完结了一部自己很满意的小说，兴奋得像只小鸟。

安平。

我的平平。

她才二十九岁，人生如同一幅刚刚展开的画卷，她正朝着她梦想的作家之路，坚定而快乐地迈进。

她应该拥有漫长而丰盛的未来，去体验爱，去经历挫折，去创造，去感受生命所有的可能性。

她不该被拖入我生命的泥潭。

不该看着她爱的人在病痛中枯萎、消逝。

不该把她最好的年华，耗费在无望的治疗和沉重的悲伤里。

不该让她今后的人生，被这段充满死亡阴影的记忆所笼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