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手后的日子，像一列脱轨的列车，在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轨道上滑行。

方向是确定的，只是速度快慢的问题。

我没有立刻开始积极治疗。

医生给出的方案，听起来像一场胜算渺茫的战役，且战役的目标不是胜利，只是延长一点挣扎的时间。

我咨询了国内外几位顶尖专家，答案大同小异。最终，我选择了缓和治疗。

主要目标是控制疼痛，维持最后这点生活品质（如果这种日渐衰败的状态还能称为“品质”的话）。

我把公司交给了值得信任的副手和团队，只保留重大决策的最终审核权。

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或者去郊外的疗养院住几天。

我需要一个地方，可以放心地流露出病容和脆弱，而不必担心被不该看到的人看见。

最难的，是戒断关于安平的消息。

我像一个重症成瘾者，明知不该，却无法控制地在深夜里，一遍遍翻看手机里那些她的照片，读我们曾经的聊天记录。

她删除了我的微信，这很好，是我想要的。

但我有别的渠道。

我嘱咐一个朋友（我撒谎说是出于愧疚），偶尔向我透露一点她的近况，要求是绝不能让她察觉。

我知道她的新书上市了，反响比预期还好，收获了不少赞誉。

我知道她拿到了一笔不错的版税。

我还知道她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离开北京，去了西南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小村庄，叫兰溪村。

朋友发来一张照片，是安平拍的。

一棵老槐树，背景是青翠的山峦。

看着那张照片，我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又哭又笑。

她真的在往前走，哪怕脚步有些沉重。

我所有的疼痛和失去，仿佛在这一刻，都有了意义。

疼痛在加剧。

止痛药的剂量和频率都在增加。

食欲几乎消失，体重下降得厉害，镜子里的男人日渐嶙峋，眼窝深陷，只有眼神还竭力维持着一点昔日的光彩。

我知道，时间不多了。

我着手最后的安排。

公司股权、资产、信托基金，为孩子做好了长远规划（我知道安平绝不肯要我的钱）。

给父母写了长长的信，解释病情，道歉，感谢，安排好他们未来的生活。

和前妻做了一次坦诚的沟通，她震惊、悲痛，最终化为理解和沉默。

然后，是最重要的两件事。

第一件，我通过可靠的中间人，买下了安平曾经在北京居住过六年的那套房子。那里面装满了我不能言说的爱和记忆。它应该属于她。我让人彻底打扫、修缮，保持着她离开时的样子。

第二件，我翻出了那个深蓝色的记事本。过去几个月，在疼痛稍歇的间隙，我断断续续往里面补充了一些内容。主要是回忆，关于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琐碎的日常，还有我那些未曾宣之于口的欣赏与爱恋。我把它和那个存满她照片的U盘放在一起。

我把这两样东西，连同几封分别给律师、朋友（负责日后转交）的详细说明信，封存在一个盒子里。

最后的路，我选择去瑞士。

那里允许在严格条件下的安乐死。我不想最终时刻浑身插满管子，在昏迷或剧痛中毫无尊严地离开。

我想自己决定终点，在尚且体面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