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韶美走出校门的时候，阳光还很刺眼。她站在路边等出租车，手机响了，是程兴平打来的。

“韶美，你在哪？”

“刚从学校出来。”

“你去学校了？”程兴平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责备，“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跟你说干什么？”

“我……我也想去看看。”

“看什么？”吕韶美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看了能怎么样？她能活过来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程兴平说了一句让她至今都记得的话：“韶美，你这个人，有时候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

她当时没有反驳。

现在想想，也许程兴平说得对。她这个人，确实不太会把感情放在脸上。她不是没有，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就像那天晚上，她坐在程时雨的房间里，翻开那本日记，看到那句“妈妈，对不起”。

她没有哭，只是把日记本合上，放回抽屉里，然后站起来，走出房间，关上门。

程兴平坐在客厅里，看见她出来，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她从他面前走过去，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拿出一盒牛奶，倒了一杯放进微波炉。

微波炉嗡嗡地转着，橙色的光透过玻璃门照亮了她的脸。

她站在那里，等牛奶热好，端出来，坐在沙发上，一口一口地喝。

程兴平望着她，眼睛红红的：“你不难过吗？”

“难过。”她说。

“那你为什么不哭？”

她放下牛奶杯，看着程兴平：“哭有什么用？”

程兴平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肩膀开始抖动。他哭了，哭得很伤心，哭得像个孩子。

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任何人。她伸出手，在半空中停了很久，最后又缩了回去。

她连自己都安慰不了。

后续学校的赔偿是堂哥吕韶军帮忙一起出面的。堂哥是个嘴笨心热的人，坐在那里跟学校谈的时候，额头上全是汗，但一句软话都没说。

吕韶美坐在旁边，听着那些数字、条款、责任划分，觉得一切都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声音传过来的时候已经变了形，嗡嗡的，什么都听不真切。

她思来想去打电话报了警。

电话接通的时候，她的声音很平静。

接线员问她要报什么案，她说：“我女儿死了，从学校六楼跳下去的。我要警察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许没什么用，她知道也许没什么用，可她的女儿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所有人都在说“孩子心理太脆弱了”“现在的孩子抗压能力太差了”“家庭也有责任吧”。

不能这样。

她不能让时雨就这样被轻飘飘地盖过去，像盖上盖子后，永远打不开的瓶子。

调查结果是存在校园霸凌。

时雨被一个男孩子以及他的小团伙霸凌了。不是一天，不是两天，是很久。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没有人说得清楚。时雨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没有跟老师说，没有跟同学说，没有跟她说。

供出这件事的，还是那个叫郭雅的小女孩。她看见警察的时候，脸一下子白了，眼泪像豆子一样一颗接一颗地掉下来。

她把她知道的所有事情都说了出来，一边说一边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像被欺负的人是她自己。

最终结果是赵老师停职，带头霸凌时雨的小男孩转学，其他人受到处分。

可这有什么用呢？

赵老师停职，过一阵子换一所私立学校照样教书。小男孩转学，换一个地方照样长大，照样交朋友，照样笑，照样跑，照样跳，照样活得好好的。

其他人受了处分，过几年谁还记得？

义务教育阶段，出现了这种事也不会开除。

除了对方家长商议给一笔赔偿，没有任何意义。那些钱，她一分都不想要。可她还是收了，因为她不知道拒绝之后，自己还能抓住什么。

吕韶美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街道。路灯已经亮了，橘黄色的光洒在空荡荡的人行道上。

有一对母女从楼下走过，妈妈牵着女儿的手，女儿背着粉红色的书包，一蹦一跳的，嘴里不知道在唱什么歌。

她们走得很慢，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很长，拖在身后，像两条柔软的、紧紧挨在一起的溪流。

吕韶美看着她们走远，直到那两条影子拐过街角，再也看不见了。

客厅里很安静。

往常这个时候，时雨应该在写作业。她会端一杯热牛奶进去，放在桌角，时雨会抬起头，冲她笑一下，说一声“谢谢妈妈”。

现在那杯牛奶还放在厨房的台面上，从昨天晚上放到现在，已经凉了，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奶皮。

她端起那杯牛奶，倒进水槽里。牛奶顺着下水道流下去，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

一切都很整齐。一切都很安静。

她站在厨房里，灯光照着她，照着空荡荡的灶台，照着整整齐齐的调料瓶，照着那个永远少了一只杯子的沥水架。

她站了很久。

然后她关上厨房的灯，走进卧室，躺下来，闭上眼睛。

明天还要照常生活。

时雨再也不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