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区的生态评估报告，苏雨林做了整整两周。

这两周里她带着团队把第九区翻了个底朝天。三棵百年榕树的每一根主干分枝都做了附生植物普查，林下灌草层拉了十二条样线，红外相机捕捉到的动物影像装了整整两张存储卡。数据堆在电脑里，密密麻麻的Excel表格和GIS图层叠在一起，像一幅只有她能看懂的点彩画。

她把报告交上去的那天，周诚回了邮件，措辞一如既往地高效：“已收到，顾总让设计院按报告建议调整方案。”附件是一份修改后的规划图，旅游环线从那棵榕树的位置向东偏移，沿着山脊绕行。铅笔线变成了正式图纸上的红色虚线。

苏雨林盯着那条虚线看了很久。她想起那天晚上在他办公室里，他用铅笔在图纸上画了一条线。现在那条线变成真的了。不是便签纸上的“也许你是对的”，不是微信里的“好”，是一份盖了章的正式文件，是会被送到交通局和规划局存档的图纸。

她把图纸打印出来，夹进环评报告的文件夹里。文件夹已经很厚了，脊缝被撑得有些变形。她用手压了压，没压回去。

然后她拿起手机，给顾怀瑾发了一条消息。

“报告和图纸都看了。没问题。”

对方秒回。不是文字，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盆白掌。她的白掌——不对，是他的白掌，她只是救活了它。新叶已经长到巴掌大，墨绿色的叶面油亮亮的，旁边又抽出了一片新的嫩芽。花盆被移到了靠窗的位置，加湿器在旁边喷着细细的水雾。背景里能看到办公桌的一角和半张项目图纸。

苏雨林看着这张照片，忽然想起第一次去他办公室的那天。那盆白掌蔫头耷脑地缩在花架上，叶子全部耷拉下来，根系烂了大半，她蹲在地上给它换盆上药，他在旁边看着，问她“能救吗”。那是他们第一次不是在会议室里说话。不是关于数据，不是关于方案，是一盆快死的植物。那时候她没想到这盆植物会成为他们之间最常出现的对话主题——比项目方案更频繁，比环评数据更日常，像一根不需要解释的暗线，连接着观测站和那间能看到远山的办公室。

她回了一条消息。没有打字，也拍了一张照片。

照片是显微镜下的附生兰种子。胚根已经伸长到种皮外，顶端分叉成两条细如发丝的须根，在培养基的淡褐色背景上呈现出半透明的质感。一颗正在发芽的种子，一个还没有任何人见过的生命阶段。

“附生兰种子萌发第四周。这批种子来自第九区那棵最大的榕树。移栽成功的话，以后可以还回到那棵树上。”

发完之后她忽然觉得这条消息太长了。又是专业解说又是未来计划，像在给他做项目汇报。但他大概不会介意，他那种人对于信息的容忍度很高。而且她会给他发这么长的消息，说明她没有在防守。

顾怀瑾很快回了。

“还回去的那天，叫上我。”

苏雨林低头看着这行字。他用的是祈使句——不对，是陈述句。不是“能不能”，是“叫上我”。这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他那种笃定的语气，连预约一场不知何时的兰花移栽都像是在确认会议时间。

但她没有觉得被冒犯。反而觉得——这个人连一棵还没有发芽的兰花的去向都想知道。

“好。”她回了一个字。

然后用她的那套逻辑把手机屏幕朝下盖在实验台上，像盖住一个不该被看到的秘密。

附生兰种子萌发的数据需要记录。她把显微镜的镜头切换到高倍，测量胚根的长度和须根的分叉角度。数字一个一个填入表格。她的手很稳，字迹清晰。

但她在第四行把日期写错了。

划掉重写的时候，嘴角的弧度还没完全收回去。

九月下旬，顾怀瑾来观测站做了一次正式回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