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中旬，滇南的雨季已经接近尾声。

按往年的规律，这个时候暴雨应该只是偶尔来访的客人，下两个小时就停，停了之后空气清新、树冠滴水、昆虫重新开始鸣叫。但今年反常。气象站的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已经连续三个月偏高，一次中等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成型——这就意味着滇南的雨季会被拉长，暴雨频次增加，山体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上升。苏雨林在周报里把这段话写进了“气象数据分析”一栏，然后在结尾加了一句：“建议野外作业安排在天亮后四小时内完成，午后不进山。”

王跃民看了周报，在批注里回了一句：“你这周报写得跟防汛简报似的。”然后又在下面补了一行：“不过你说得对。今年不对劲。”

不对劲的表现之一是，观测站的湿度计指针长期停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标本柜里的干燥剂换得比往年勤了一倍，走廊墙角甚至长出了几朵灰白色的小蘑菇。王跃民蹲在墙角研究了半天，最后宣布那是“观测站生态多样性的新增成员”，苏雨林从实验室探出头说那是“天花板该修了”。

表现之二是，山上的野生动物下山的次数明显增多。

据林业局的监测简报，今年滇南的野生果树花期遭遇了反常降雨，授粉率大幅下降，野果产量只有往年的四成。动物们没东西吃，只能往低海拔迁移。观测站的红外相机最近频繁拍到豹猫和野猪，红外触发邮件塞满了苏雨林的收件箱，每封邮件的标题都是“红外相机触发记录——夜间——疑似野生动物”，她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照片逐张归档、鉴定物种、记录时间和坐标，然后汇总发到林业局的共享数据库。

那些照片里，豹猫的眼睛在手电筒级别的红外补光下亮得像两颗琥珀色的玻璃珠。野猪带着一窝幼崽在镜头前拱来拱去，鼻子上沾满了湿泥。偶尔还会拍到果子狸和鼬獾——后者是今年新出现在观测站周边区域的物种，之前三年的红外数据里从未有过记录。苏雨林在物种迁移季报里把鼬獾的出现标注为“低海拔迁移行为，可能与山地食物资源短缺相关”，然后附上了一张鼬獾拖着长尾巴从镜头前走过的连拍照片。

但最让她头疼的还不是这些。

是那只猕猴。

那只猕猴第一次出现在观测站是九月底的一个清晨。苏雨林端着咖啡走到院子里，发现围墙上蹲着一只成年雄性猕猴，体型壮实，毛色灰褐，正用两只前爪翻她晾在网架上的标本夹。她喊了一声，猕猴转头看了她一眼，眼神里带着一种“你喊什么喊”的坦然，然后继续翻标本夹。翻完发现里面夹的都是树叶，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这才悻悻地把标本夹扔在地上，大摇大摆地跳过围墙，消失在芭蕉林里。

从那以后，这只猕猴就成了观测站的常客。它每隔几天就来一次，每次都能找到新的破坏对象。第一次偷了王跃民晾在院子里的毛巾——观测站倒数第二条好毛巾——叼在嘴里爬上了芭蕉树，蹲在叶丛里龇牙咧嘴，像是在炫耀战利品。第二次翻窗进了厨房，把灶台上的一袋芒果干全部吃光，剩下的几片被它塞进了围墙的砖缝里，大概是想存着下次再来取。苏雨林后来把芒果干换成了密封罐，罐盖上压了一块石头，猕猴搬不动石头，就绕着罐子转了两圈，最后在石头上面拉了一泡屎。

“它在表达不满。”王跃民看着那块被粪污覆盖的石头，语气里竟然带着一丝欣赏。

“它是惯犯。”苏雨林面无表情地把石头扔进垃圾桶，重新换了一块更重的。

第三次，猕猴偷走了观测站最后一条好毛巾。这次它没有爬上芭蕉树，而是带着毛巾一路跑到了栅栏外，和一只刚好路过的野猪打了个照面。猕猴尖叫着扔掉毛巾跑了，野猪叼起毛巾，消失在灌木丛里。

“那是观测站最后一条好毛巾。”王跃民追到栅栏口，看着野猪的背影，语气悲痛。

“你上周说倒数第二条被野猪拱走了，那条是倒数第二条，这条是最后一条。现在观测站只剩擦车用的那条了。”苏雨林站在他身后，手里端着咖啡，语气平静。

王跃民转头看她。“你现在已经对这种事不惊讶了。”

“在雨林边缘住了三年，我的惊讶阈值已经很高了。”苏雨林喝了口咖啡，“去年我的登山鞋被野狗叼走了一只，至今没找回来。前年王老师你的遮阳帽被一只犀鸟叼走，你追了它两百米，它飞到树顶上把帽子放在窝里当建筑材料用了。”

“那顶帽子我戴了五年。”王跃民的声音里带着真切的怀念。

“所以毛巾不算什么。”

“毛巾是不算什么。”王跃民叹了口气，“但这只猕猴已经记住观测站的位置了。它还会来的。”

他说得对。猕猴果然又来了，而且频率越来越高。十月的第一周，红外相机拍到了它在观测站围墙外徘徊的影像不下五次。有一次它甚至试着推开厨房的窗户——那扇窗户的插销有点松，被它推出一条缝，幸亏苏雨林在窗台上放了一盆仙人掌，猕猴被扎了爪子，尖叫着跑了。之后两天没来，苏雨林以为仙人掌已经完成了劝退任务。第三天早上她起来煮咖啡，发现那盆仙人掌被人从窗台上搬下来放在了地上，土撒了一地，而猕猴正蹲在厨房灶台上，抱着她的咖啡罐子翻来翻去。

苏雨林站在厨房门口，和猕猴对视了整整十秒钟。然后她深吸一口气，退出去关上门，给王跃民发了条消息：“猕猴会自己搬花盆了。我们观测站的最后一个防御措施宣告失效。”

王跃民回了一个字：“啧。”

十月十四日，周五，王跃民去省城开一个关于滇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学术研讨会，为期三天。走之前他把观测站的钥匙、应急联系名单和一叠现金塞给苏雨林，站在院子里交代注意事项，语气像一个要出远门的父亲叮嘱独自在家的女儿。

“观测站交给你三天。别一个人进深山，别在暴雨天爬树采样。红外相机的数据记得每天上传，共享数据库的截止日期是下周一。厨房冰箱里有我昨天炒的腊肉蕨菜和酸笋炒肉，够你吃三天。如果猕猴再来偷东西，不要和它正面对抗——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你打不过它，也不能打它。”

“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