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快亮的时候，车子开进了清溪镇。

路灯没了，车灯照着前方的石子路，坑坑洼洼的，车子颠得厉害。樊知节被颠醒了，睁开眼睛，窗外是灰蒙蒙的田野，稻茬子在灰蓝色的天光里一片一片地铺开，像谁在地面上画了无数条平行的线。

“到了？”他的声音有点哑。

“到了。”殷其雷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红星村。前面就是。”

樊知节坐直了，揉了揉眼睛。他看了一眼手机，五点二十。他在车里睡了不到两个小时，殷其雷一眼都没合过。他的脸在灰蓝色的天光里显得很白，眼睛下面的青色像被人打了一拳。樊知节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说什么都没用。他不会听，他也不会改。

两个人下了车，沿着村路往里走。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前两天下过雨，有些地方还有积水。殷其雷走在前面，樊知节跟在后面。村子里很安静，偶尔有一两声狗叫，从远处传来，闷闷的，像是在梦里叫的。炊烟从几户人家的烟囱里升起来，细得像一根线，风一吹就散了。

他们敲了第一家的门。没人应。第二家，一个老头开了门，佝偻着背，眯着眼睛看他们。樊知节问了沈衍之的名字，老头摇了摇头，把门关上了。第三家，一个中年女人开的门，说没听过这个名字。第四家，门开着，屋里没人。第五家，门是铁皮的，漆已经掉了，露出下面生锈的铁皮。

殷其雷敲了三下，没人应。又敲了三下。里面传来脚步声，很慢，拖鞋踩在水泥地上的声音，一下一下的。

门开了。一个男人站在门后面。六十岁左右，瘦，高，背微微驼着。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毛衣，领口松垮垮的，袖口磨出了毛边。头发花白，没梳，乱糟糟的，像一蓬干枯的草。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上有一层灰，灰下面是两条深深的鼻托印。他看了殷其雷一眼，又看了樊知节一眼。眼睛是灰褐色的，不大，但很亮，像是活了很久、见过很多事、但还没忘掉的那种亮。

“找谁？”他的声音不高，带着一点沙哑，像很久没跟人说过话了。

“你，沈衍之。”殷其雷说。

男人的手指在门把手上停了一下。就一下。然后他把门推开了一点。

“进来吧。”

屋子不大。一张方桌，两把椅子，一个老式电视机，一台落满灰的落地扇。墙上贴着一张年画，颜色已经褪得看不清了，只剩一个模糊的红色轮廓。桌上放着一杯茶，茶凉了，茶叶沉在杯底，一片一片的，像沉在水底的枯叶。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霉味，混着旧报纸的味道和隔夜的烟灰味。

沈衍之坐下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殷其雷没有坐，樊知节也没有坐。

“你们怎么找到我的？”沈衍之问。他的声音很轻，不像是害怕，也不像是惊讶。像是在问一个他已经等了很久的问题。等了太久了，久到答案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终于有人来问了。

“沈毅的邻居老太太给了一个纸箱。”樊知节说。“箱子里有一张照片，上面是福利院。我们去了，在老槐树下挖到了一个铁皮盒子。里面是你藏的东西。”

沈衍之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那个动作和殷其雷一模一样。樊知节注意到了。他没有说。

“你们是殷正刚的儿子和樊衍昭的儿子。”沈衍之说。不是问句。

“是。”殷其雷说。

沈衍之看了他一眼，又看了樊知节一眼。那一眼很长，长到像是在看两件失而复得的东西。他的目光从殷其雷的眉骨移到下巴，从樊知节的额头移到嘴角。他看了很久，久到殷其雷的手指在裤缝上蹭了一下。

“你们父亲都死了。”他说。

“是。”

“怎么死的？”

“我父亲死在值班室。心源性猝死。没有案卷。”殷其雷的声音是很平，平得像一面墙。

“我父亲死于车祸。九年前。”樊知节滚了滚喉咙。

沈衍之闭上了眼睛。他的睫毛在轻轻抖，像蝴蝶翅膀被风吹了一下。过了很久，他睁开眼睛。

“不是意外。”他说。“都不是意外。”

“我们知道。”殷其雷说。

沈衍之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他们。窗外的天已经亮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地板上，落在他的影子上。他的肩膀在微微发抖。

他忍了太久，他终于不用再忍了。他的手指攥着窗台的边缘，指节发白。

“我等了九年。”他的声音从窗前传过来，闷闷的。“等有人来找我。等有人问我要证据。等有人替他们讨个公道。”

“证据我们拿到了。”樊知节说。“银行转账记录。周鹤鸣和顾想的照片。但不够。只能证明周鹤鸣给刘东转过钱，不能证明他指使顾想杀人。”

沈衍之转过身，走回桌前，坐下来。他伸出手，把桌上那杯凉透的茶端起来，喝了一口。茶叶渣子进嘴里，他嚼了嚼，咽下去了。然后他站起来，走进卧室。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不是新的，边角磨毛了，上面用一根黑色的橡皮筋箍着，橡皮筋已经老化了，一碰就断。他把信封放在桌上，解开橡皮筋，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

一沓照片，彩色原件，周鹤鸣和顾想，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办公室，车里，别墅门口。顾想的脸很清楚，每一张都很清楚。她的左腿站不直，每一张都站不直。周鹤鸣的脸也很清楚。他笑的样子，不笑的样子，看着镜头的样子。他笑的时候嘴角只动一边，另一边不动。他看着镜头的时候，眼睛里没有光。

还有一份手写的记录。沈衍之的字，密密麻麻，写了三页纸。日期，地点，时间，周鹤鸣说了什么，顾想说了什么。一笔一笔，像账本。纸已经发黄了，边角卷起来，有些字的墨迹褪了，但还能看清。第一页写的是周鹤鸣和顾想第一次在他面前出现的时间，第二页写的是周鹤鸣让顾想去做什么事，第三页写的是顾梦的死。

樊知节把照片和记录一张一张地看了一遍。他看到第三页的时候，手指停了一下。那一页上写着顾梦死的日期，和她来律所立遗嘱是同一天。下面还有一行字：“顾梦死前一周，周鹤鸣与顾想在办公室见面。顾想问：‘她会不会说出去？’周鹤鸣说：‘她不会。她没有机会了。’”

樊知节把这一页折了一下，放进口袋。

“这些够吗？”沈衍之问。

“够了。”

“沈衍之，我们需要你作证。”

沈衍之看着窗外。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脸上，把他脸上的皱纹照得很清楚。他的皮肤是灰黄色的，颧骨高，眼窝深，鼻梁上那两道眼镜托的印子深深地嵌在皮肤里。他的嘴角往下撇着，不是因为不高兴，是因为太多年没笑过了。

“我知道。”他说。“我一直在等这一天。”

“明天我们来接你。”

“几点？”

“天亮之前。趁路上没人。”

沈衍之点了点头。他的头点得很慢，像一扇生锈的门慢慢关上。

两个人转身往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沈衍之说了一句话。

“你们父亲是好样的。”

殷其雷停了一下，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