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来临，余良民年过半百，方才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见识大城市。
二姐夫得知他想出去打工，就积极帮他张罗。他们村有个包工头叫李冬日，在武汉承包了一份环卫工作，需要招几个帮手一起干。二姐夫听说后，就向他介绍了余良民。熟人熟事，一托就准了，李冬日当场就答应了，承诺包吃包住，一个月给八百块钱的工钱。
八百块钱在当时已经不算多了，相当于当地一个普通教师一个月的工资。可是，起码比在家打零工，一个月挣个三百块钱要多不少，而且，吃住还不用花钱。
余良民得到消息，很乐意，欣然应诺。千回百转，他终于可以当工人了。
春节过后，根据事先约定，他先去二姐家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李冬日带着余良民和同村的另外两个人一起，去县城长途汽车站，乘大巴去武汉。从老家坐大巴去武汉只需两小时，几乎是上车睡一觉就到了。
李冬日带着他们走出长途汽车站，转换了几趟公交车，穿过市中心，最后终于到了。走进一个院子，转来转去，却来到一个洞口。新来的几个人都有点儿诧异，在老家，条件再差，土砖瓦房总有一间两间吧？谁家会住在地洞里呢？
几个人不约而同地问包工头：“住在地下室？”
李冬日“嗯嗯”地点了点头，说：“地下室好，冬暖夏凉。这是以前的防空洞，结实得很，炮弹都炸不穿。”
几个人听着，哭笑不得，没有再说什么。
显然，包工头轻车熟路。在入口处办了入住手续，那位中年女服务员说：“你们先进屋休息一会，等会有人送被子枕头来。”
包工头应了一声，拿着钥匙，带着几个人进了防空洞。防空洞够大够长的，穹顶，没有窗户，有好几个出口，每个出口负责一段，各自隔开，形成独立的大开间。包工头拿钥匙开锁，叮当一声，门开了。
包工头站在门口打开灯，日光灯倒是很亮堂，通风不畅，房间里散发着一股霉味。里面一边是过道，墙壁上拉着一根长长的晾衣绳；另一边靠墙摆着长长的一溜双层床。说好的包吃包住，住的就是这个样子的了？
入口处有两张桌子，能放点东西，包工头就选择睡房门口那张床的下铺，余良民则选择睡在他的上面，另外两个人也睡上下铺。四个人将行李放在各自的床上，然后一起坐在下铺休息。新来乍到，这样的住宿条件多少叫人有点儿不太习惯。
四个人有一搭无一搭地坐着闲聊着。果然，不一会儿，两位中年妇女送来了被子和枕头。她们跑了两趟，才将四张床的被褥等送全。四个人赶紧铺床，完毕，当天没事了，包工头带他们出去转悠。
坐了两趟公交车，就来到了最繁华的地段。只见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档商店一家挨着一家，里面灯火辉煌，布置奢华，琳琅满目，看得人眼花缭乱，真有一种做梦的感觉。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五光十色，荣华富贵，人来车往，熙熙攘攘，让余良民大开眼界。
年轻时，他在乡下也装过公子派头。到了大都市，才知道，那根本不值一提，自己什么都不是。然而，别看他老实巴交的，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他并不胆小犯怵，反而适应较快。大城市的繁华和热闹让他意气风发，不自觉地还有点儿飘飘然，甚至想大干一番，衣锦还乡，荣归故里。
四个人街上走走，商场逛逛，心情愉快，兴致勃勃，心底里暗暗羡慕城里人日子过得好。
晚上睡在床上，余良民总觉得这被子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到底是什么气味，却又说不出。他忍住，没吭声。过了几天，包工头李冬日也受不了了，他一狠心，拿出打火机，将被套烧了个小洞，用手往里抠了抠，竟然发现里面的棉花脏兮兮的，还有锯屑、刨花之类。四个人气愤难平，大骂黑心肠，几乎都要吐了。
包工头李冬日去登记处理论，办事人员说，被子是统一购置的，他们按章办事，如何被子有问题，那也不是他们的问题，那是合作方的问题。
随后，工作人员话锋一转，指责说：“你们怎么可以烧被子？”
李冬日辩解说：“被子难闻，我们不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工作人员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应该先来跟我们说呀，怎么可以自作主张，将被子烧个洞？”
李冬日被问住了，一时还真的自我感觉有点儿理亏。愣了愣，他灵机一动，质问道：“这被子不是我们的吗？我们烧自己的被子，你有什么意见？”
工作人员回呛道：“我们说过被子是你们的吗？”
李冬日反问道：“难道你们还要拿这些被子去忽悠别人吗？”
“这个不用你管！”工作人员正色道，“你们想住就住，不要那么多事；不想住，可以走人！”
李冬日被气个够呛，想了想，不想再继续争论下去，住在这里不就是图个便宜吗？便宜没好货，自认倒霉吧。这么想着，他转身而去，吃了个哑巴亏。
李冬日气呼呼地回来了。余良民等三个人听了他的叙述，气愤不已，议论纷纷。怎么办呢？他们想来想去，还是算了吧，将就用吧。要不然，双方闹翻了，地下室住不成了，还得再找住处，多麻烦。自己去置办被褥枕头吧，那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大城市东西贵呀，他们又舍不得。就这样，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
包吃包住，住的是这样子，那么，吃呢？吃得怎么样呢？
说起来余良民真的很不习惯。一日三餐都是粥和馒头，外加一点咸菜。要想吃点新鲜蔬菜，还得自己另外花钱买，一个月算下来，那就破费不少了，实在有点儿心疼。
不论风和日丽，还是刮风下雨，吃饭也没有个固定地点，街头巷尾，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凑合着吃，没有一点过日子的味道。晚上空闲，要么出去瞎逛逛，要么坐在宿舍里抽抽烟，聊聊天，无聊得很。余良民非常后悔，出门时忘了将家里的收音机带来。
农民工就地解决一日三餐的情况并非只有他们。他看见很多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人，建造的是高楼大厦和豪宅美舍，却一日三餐都是坐在马路边解决，一手拿一双筷子，一手拿一个馒头，地上用塑料袋装点咸菜，这就算吃了一顿。个别想得开的，另外买一瓶啤酒，大概就是大饱口福了。
是什么信念支撑他们长期忍受这样简朴飘荡的生活呢？应该是家和家人吧？出外挣钱，回家消费，养家糊口，落叶归根，这些传统思想让他们的心里充满希望和温暖，出门在外只是暂时的，过着劳累而简朴的生活也是暂时的，等将来挣了钱，等儿女长大成人，他们就可以回老家安居乐业，安享晚年了。信念比物质更使人坚强，更使人上进。
余良民作为环卫工人，到底干些什么呢？
原来，李冬日通过熟人，承包了几个小区的环卫工作，负责倾倒和搬运垃圾，并清洗垃圾桶，一年到头，风雨无阻。环卫工人就是干这个？余良民听罢，有点儿失望，禁不住想起了在老家捡废品的高六妹。他在城市里收拾垃圾，跟在乡下捡废品的高六妹有什么不同？夫妻俩岂不是殊途同归？他的自尊心有点儿受伤了。
城市里的垃圾比乡下的垃圾更脏更臭，为什么？乡下的厨余一般用来喂猪喂鸡，基本没有用来制造垃圾的。而城市里的厨余垃圾特别多，并非每顿每餐之后都能及时处理，有的可能要搁置几天才从住户家扔进小区垃圾桶，至少要等到第二天才能由环卫工人集中送进垃圾处理厂。尤其是夏天，高温高湿，剩饭剩菜特别容易变质，厨余垃圾无不腐烂得臭不可闻。故垃圾桶常常引得苍蝇蚊子满天飞，收拾这样的垃圾桶自然苦不堪言。
当然，垃圾桶里有时也可以捡到“宝贝”，如纸张、纸盒、塑料瓶、易拉罐等，不一而足。这些垃圾可以循环利用，收拾起来，作为废品出售，变废为宝，能挣得一点额外收入。然后，在节假日，大家一起聚个餐，或者买几包香烟大家一起抽，算是额外的福利吧。
不仅如此，有时真的能够捡到一些货真价实的实用物品。例如，一箱苹果，好好的，不知怎么就被扔掉了。余良民打开盖子，一阵香气扑鼻，他拿起苹果一个一个地看，什么毛病都没有，于是，他留着，下班时扛了回去。有福同享，四个人饱食一顿，满心欢喜。
时间一长，他们才知道，垃圾桶真的是百宝箱，桌椅床柜，衣帽鞋袜，锅碗瓢勺，儿童玩具，诸如此类，几乎无所不有，甚至还捡到过钱。所以，每次收拾垃圾，都要把里里外外翻个遍，仔细淘一淘，看看有没有值钱或有用的物品，每天都有新发现。
这活干着干着，如同寻宝一般，日有所获，慢慢地，就不那么叫人嫌弃了。
当然，最大的好处还是工资按时发放，从不克扣。
第一个月的工资发放了，四个人很高兴。他们找了家小饭馆，炒几个菜，喝几杯小酒，愉快地撮一顿，说一些豪气的酒话，心情大好。
为了给单调的生活找点儿乐趣，余良民狠狠心，又买了一台小型收音机。
每天晚上，他抱着他的收音机，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到睡觉为止。现在一个月有八百块钱，别的他舍不得花，起码他不愁买不起电池了。
这是他唯一的娱乐，唯一的精神食粮。
天气越来越暖和，白天也越来越长。因而，每天工作结束，下班时，天色依然大亮，可以处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
余良民原本很爱干净，很注重仪表。他出来打工三四个月了，还没有理过一次头发。头发乱糟糟的，脏兮兮的，很不雅观，自我感觉很不爽。
这天，晚饭过后，余良民叫上同事老李，一起去找家理发店理发。找来找去，贵的，他们舍不得花钱；便宜的，不好找，他们只好满大街乱逛。找到一个偏僻一点的小区附近，终于看到一排简易的理发店，他们喜出望外。他们一家一家地看过去，挑了家门面好一点的。走进去，却不见人，他们喊道：“有人吗？理发！”
半天，门帘子一掀，从里面走出来一位年轻姑娘，板着脸对他们瞅了瞅，不冷不热地说：“理发的，出去吃饭了。”
这么不巧？他们只好出来，又走了几步，进了另一家理发店。里面同样没人。
“有人吗？理发！”他们喊道。
同样地，门帘一掀，从里面走出来一位年轻姑娘，看了他们半天，支支吾吾地说：“这里不理发。”
两人面面相觑，感觉很奇怪。不理发？墙上为什么要挂一面大镜子？镜子前为什么要摆一把靠背椅？这不是理发店的标配吗？最关键的是，门外分明挂着“理发店”的招牌呀！他们瞪着姑娘，瞧了瞧，带着满心的疑问，又出来了。
他们在这一排理发店的门前走来走去，转了几转，看了看，想了想，慢慢地，似乎有点儿明白了。哦，这里大约没有好人！挂羊头卖狗肉！
“走，走，走！”老李精明，猛地拉了余良民一把。然后，两人加快脚步，迅速离开了这不明不白的是非之地，一路上哈哈大笑。
头发没有理成，余良民的心里很不舒坦。又过了几日，他在一个老旧小区的门口，看见了便民服务。一位老师傅，一把旧木椅，一个理发盒，理旱发，一次一块钱。嘿，好家伙，这么便宜，这么方便，真是踏破铁底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剃头修面，余良民的面子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
光阴似箭，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了年底，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几千块钱，心里很踏实，很知足。岁末年关，各行各业都开始放假。环卫工人当然也不例外。可是，环卫工人的假期特别短。越是过年过节，垃圾越多，只有大年初一可以不收垃圾。因而，一个人只有几天假，还要轮流休。不过，假期上班有额外奖励。
常年出门在外，谁不思家心切？人人归心似箭，谁该先回去呢？经协商，余良民和李冬日最先回去。两人从武汉乘大巴到达县城以后，就各奔东西，各自乘三轮车回家了。
腊月二十九，余良民终于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山庙村。三轮车在村委会的办公大楼前停下，他提着行李，背着背包，从三轮车上往下一跳，双脚踩在家乡的土地上，放眼望去，不管是人还是物，一切都那么熟悉，他心里踏实了，忍不住轻松地舒了口气。
就在这时，余良民忽听耳边“当”的一声，锣鼓声突然响起，冷不丁吓他一大跳，一时不明就里，还以为别人敲锣打鼓欢迎自己呢！
“我怎么忽然这么阔了？！”他一阵紧张，一阵迷茫，“我在外面又没有发财！”
“村里干部，听好着啊～！”有位老奶奶站在村委员门口，手提锣鼓，大声呼喊，拖声曳气，“我有五个儿子，明朝大年三十，我冇得米下锅喂～！”
余良民离得近，听得真切，原来这突而其来的一声锣鼓，不是热烈欢迎，而是叫屈喊冤的。这一声苍老的怒吼几乎震碎了这越来越长、越来越繁荣的庙南街。
岁末年关，各家商店生意兴隆，刚才还闹哄哄的集市，一下子安静下来，几乎鸦雀无声。路过的停住脚步，住家的探出身子，一个个瞪大眼睛，好奇地张望着，想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余良民站住，扭头看过去，愣住了，怪不得感觉声音那么熟悉，这不是余家屋的韩奶奶吗？他正在犹豫着要不要和她老人家打个招呼，韩奶奶又敲了一阵锣鼓，再次大声喊道：“村里干部，听好着啊～！我有五个儿子，明朝大年三十，我冇得米下锅喂～”
这回，整条街上的人都听清楚了，办公大楼里的村干部当然也听见了。胡村长从办公楼里走出来，他不是别人，正是余良民的一个远房老表。胡村长一出来，刚好看见余良民，匆匆打了个招呼，就招呼韩奶奶去村委会的办公室里坐坐。
韩奶奶就是希望村里的干部出来主持公道，于是，她提着锣鼓，跟着就去了。
以前，余良民就对韩奶奶家的事有所耳闻，心里想着，大概是“旧病复发”吧？他无心细想，转身往回走。街道两边都是余家屋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家的新居，新式洋楼和余家屋那些经历了几百年风风雨雨的旧式民居有着天壤之别。他一边羡慕，一边惭愧，一路走过去，看见的都是同屋的熟人，一路不停地打招呼，心里暖洋洋的，充满希望。
余良民回到家，高六妹和孩子刚刚吃完午饭，看见他回来了，娘儿俩兴高采烈，围拢过来。余良民在大城市打了一年工，见过世面了，口袋里也有几千块钱，回到乡下，没有趾高气扬，而是更接地气了。他看见家里的废品清空了，年事似乎也办了一些，有点儿过年的样子，心里很高兴。他放下行李，打开背包，把临行前匆匆购买的各种礼物一一拿出来，一家人有说有笑，开启了喜悦的节日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