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布坎南·巴恩斯

我清楚地回忆起，1963到1964年那阵子，在前往德州达拉斯市完成对肯尼迪的任务后，我在更加密集的任务中脱离冷冻整整九个月。

东南亚八月的热浪不容小觑，日夜兼程从西伯利亚赶到北部湾，过高的气温让我罕见地在任务开始前就感到身体不适。

有人朝我后背扔石子。回头看，是两个越南孩子。

他们躲在棵橡胶树后，满眼惊惧。

我长得太像美国人。

戴上面具，我又开始流鼻血。头脑发胀，记忆混乱，不甚清醒。

奉命驾驶印有北越标识的鱼雷艇攻击美军侦察舰马多克斯号，任务清单清楚标明：务必将目标暴露给敌人。即便在当时，我被格式化的大脑也让我对自己有着清晰的定位。九头蛇大概也会用签字笔在我可能存在的资产标签上写着“刺客”二字。

这并不常见。非常规任务。

被击中时，我知道任务完成了。

幸运的是，我在鱼雷艇爆炸前被九头蛇后援船只及时带走；不幸的是，爆炸冲击波导致我的肺、肝、脾严重破裂，鼓膜穿孔，颅骨骨折。

醒来时有清亮的液体从鼻孔、耳朵里流出。我几乎听不见声音，也做不出任何，哪怕是微弱的表情。费了好大劲，我才听清身边的管理员对上司说是我的脑脊液漏了，没什么要紧的。

难以名状的情绪搅弄着我本就混乱的脑子——这对我来说十分陌生，这样的陌生也令我愤怒。

我知道什么是愤怒，我经常感到愤怒。

拒绝汇报任务，搞坏了些实验设备，弄伤了几名科研人员。于是他们再次宣告我的稳定性受损，下令将我重新洗脑。

刺激我大脑皮层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外力和感官。味觉是感官的一种。为了稳定性，他们尽可能规避每一种。

所以九头蛇把我保护得很好，几乎不会给我吃东西，以免让我想起来什么。

血清可以让我在长时间不摄入任何营养物质的情况下依然能保持良好机能，但尽管如此，必要时——比如需执行长期任务，管理员也会给我吃的。

虽说整条左臂和半侧骨骼都换成了金属，这也并不代表我是一个机器人，我不吃电池。

他们给我的通常是一些质地坚硬的压缩纤维棒，或者无色无味且粘稠的糊状食物——几乎没有任何味道，既能确保我能被有效投入使用，也能避免刺激。

但例外也是存在的。

我的齿套被他们泡在一种有微弱甜味的致幻剂中。在其极有限的味觉体验里，洗脑前戴齿套是我能感受味道的一种近乎奢侈的方式。

或许你听过巴普洛夫的狗的条件反射实验。

反复将无关刺激与无条件刺激绑定，让动物形成本能反应。

就像巴甫洛夫的狗听到铃声就会分泌唾液一样，我的潜意识已经把齿套和甜味深度绑定。即使下一秒电击的剧痛就会撕裂神经，我还是会顺从地咬住。

唾液淹浸齿套，甜味渗出。可我的那种陌生还在，我的愤怒还在。我愤怒到恐惧，恐惧到流泪。

洗脑仪卡住额头，电流声响起。

也许是幻觉。我看见一张和我完全相同但更年轻的脸，和一双泫然欲泣的眼睛。他曾在欧洲的战壕中下定决心不再轻易流泪，因为战场上已经有太多眼泪。

后来我才知道那陌生的感觉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恐惧。

它名为悲伤。

又一阵电流将我击穿。

眼泪。一滴、两滴、三滴，淌进嘴里。

我模糊中去尝。

咸的。

又咸又甜。

-

“你还好吗？”

我从游离中回过神，抬眼向声音的来源望去。伊莎贝尔看着我，脸上是我从没见她对我露出过的担忧神色。我努力地扯出一个笑容，回复她没什么，我很好。

她抿了下嘴，默默将那盘巴斯克从我面前推开。我快速伸手阻止了她的动作。

“没事。”

右手抓住了她的左手腕。

她停住动作，缓慢地眨了下眼睛，然后轻轻将手抽了出来。

“好。”

她没再说别的。

不知道是我表现得太明显，还是她太过敏锐。

当我回到熟悉又陌生的纽约，身边人一般被我分为两类。一类是知道我过去的，一类是不知道的。

但除了一些官方工作人员，以及九头蛇余孽，很少有人知道我那点曾经的故事。

在敲响她家门前，我们几乎没有直接的对话。即使在楼下酒馆并排坐着，也一直是她和尤里聊他们俩的，我和尤里聊我们俩的。

我和服务生聊天都比和她聊天多。

但是每当我对尤里生硬地开启话题，并且不知道如何继续下去时，她总会及时开口。尤里会自然接过她的话，我也能顺带着有话可说。

白色情人节那天，她主动问了我碎旗者的事情。这让我明白她显然是知道我过去的那类人，她不仅知道，还猜到我脸上的伤是追查碎旗者留下的，也猜到我一定会接着查下去，于是就在我身上放下了窃听器。

刚刚她移走盘子，会不会也是猜到了什么。

明明我还什么都没说。

我收回悬在半空的手。

琳达走过来，叫我们别干杵在这儿，赶紧到餐桌前坐下，梅布尔要做餐前祷告，她对待这种事很认真。

我们走出厨房，梅布尔并没急着招呼我们坐下，而是拉起伊莎贝尔的手，挪动缓慢的步子将她带向另一侧墙边的书柜。

“伊莱莎——我能这样叫你吗？”梅布尔问道。

“当然可以......很多人这么叫我。”伊莱莎是伊丽莎白很常见的昵称。

“我不想隐瞒。”梅布尔理了理刚刚为伊莎贝尔剪好的头发，“她叫伊莱莎。”

伊莎贝尔眼神中闪过惊讶，似乎有些无措。

“...我…没关系。”她垂下头，再次对上梅布尔的眼睛，“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这样叫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来到布拉格，收养了孩子们吗？”

“...我不知道，梅布尔。”

“或许你知道德累斯顿大轰炸？”

“了解一些...”伊莎贝尔指了一下书架，“我读过这本《五号屠场》。”

“好孩子。”她摸了摸伊莎贝尔的脸，“德累斯顿不是纳粹政治中心，那儿只有德国平民，可当时二战已经快要结束了。”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所以美国人把这本书禁了一阵子。”梅布尔轻轻地笑起来，从书架上抽出那本书。

椅子旁的地板上散落着几个软垫，伊莎贝尔走到其中一个旁边，倚着梅布尔腿旁的矮柜门坐下，像是一只蜷在母亲脚边的雏鸟。

“我记得这本书似乎对越战影响很大。”她对梅布尔说。

书被翻开，“狮子会那位海军少校，他在演讲里说：美国人别无选择，他们必须在越南打下去，直到取得胜利，直到苏联人明白他们不能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弱小国家。”梅布尔的目光追随着文字，语速很慢，但句句清晰，“这位海军少校赞成加大轰炸力度，如果北越继续冥顽不化，美军就把他们炸回石器时代。”

伊莎贝尔摸了摸鼻子，试探地小声说，“...如果苏联是把自己生活方式强加给弱小国家的那一方......那美国呢？”

梅布尔沉默起来。

“所以在我女儿去世后，我常常陷入一种...”她神色凝重地思索了好一会儿，“憎恨和......”

“......疑惑。”

“起初我憎恨让她失去生命的土地，也憎恨，没能拦住她上战场的自己。”

“但后来，”

她的表情又重新变得平和。

“我发现这场战争产生的影响远比我想象中大得多。”

“我邻居的儿子以前是个喜欢在棒球场上打外野的小伙子，70年回来后他的腿没有了，也不再开口说话，类似的事情一直发生在我身边不同人身上。”

“约翰逊反复保证'胜利在望'...但电视上仍在放着触目惊心的战斗画面和不断上升的伤亡名单，军工复合体还在扩张，富人延迟兵役，穷人和少数族裔被强行征召作战......”

“.....当我走在游行队伍当中，听他们在我耳边高声质疑政府的意识形态多米诺骨牌理论，喊着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美国要远渡重洋，在一个大多数美国人甚至找不到的国家，卷入一场看似是内战的冲突的时候。”

“我不得不开始思考，不得不产生疑惑——”

“如果这一切都只是冷战统治者之间的角力，那这些在战场死去的士兵，他们的尸体，燃烧的村庄，哭泣的孩子...”

“...我的女儿。”

“是不是都毫无意义。”

“梅布尔...”

伊莎贝尔将手搭在梅布尔的膝头。梅布尔很快伸出双手覆盖住她的手背，轻拍了两下。

“后来我去底特律参加了一场越战老兵自发组织的听证会，他们在会上向公众揭露了战争中的残酷真相。”梅布尔又抽出一本装订更简易的本子，里面夹着一张黑白合影，她的手指落在这张照片。

“他们中许多人曾为国家荣誉奔赴战场，回来后都患上了严重的战后创伤应激综合症。他们在听证会上承认自己参与或目睹了屠杀、酷刑和破坏村庄...”

“这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宣扬民主的英雄，而是彻头彻尾的施暴者。”

“...也许这样公开作证，揭露军事政策、系统的默许，说出自己那些最黑暗的秘密...才能阻止更多人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也才能让他们实现自我救赎。”

梅布尔将摊开的本子缓缓合上，封面摆正。

“这是我记录的所有，或者说大部分证词。”

“不知道你读过《美国危机》没有，伊莱莎。”梅布尔温柔地抚摸她的头发。

“托马斯潘恩在里面写：The summer soldier and the sunshine patriot will, in this crisis, shrink from the service of their country.（夏季士兵和阳光爱国者，会在危难之时退缩，逃避为国服务。）

所以这群越战退伍军人借用了这个典故。”

梅布尔轻点了下封面上印着的名字。

“他们将自己称为the winter sold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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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也就是从洞察计划失败，九头蛇倒台那段时间，一直到现在。我都在极力摆脱冬日战士这个名字所带给我的一切。

美国队长的消极抵抗让我茫然到手足无措。航空母舰爆炸，我又把他从河里捞了出来。

我的稳定性大概又受损了。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

不过这次我不能再回到九头蛇去了。

这是第二个反应。

为了搞清楚状况，我先去了趟史密森尼博物馆。

震惊之余，那些影像和资料也让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在美国待太久，有不少游客站在咆哮突击队展区这儿。

他们在聊天，历史、教育，诸如此类。

我在美国居然是个会出现历史课本的公众人物。

这太可怕了。

好在九头蛇在各地的安全屋都还有东西可用，这里有一些护照和现金。我可以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重新开启生活。

但站在门口，我却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到哪里去。

我能去哪里？

我该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