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滇南，白天的阳光还带着秋末的余温，但夜晚的温度已经降到了需要穿外套的程度。观测站院子里的芒果树开始掉叶子，每天早上苏雨林都要扫掉一堆枯叶，然后那只猕猴就会蹲在围墙上看着她扫，表情像是在监督她的工作进度。王跃民说猕猴是在等芒果——它显然没搞懂芒果树的结果季节，以为叶子掉光了果子就会长出来。苏雨林说以那只猕猴的智力水平，它大概明年春天还会来蹲守同一棵树。

“动物的执着是人类无法理解的。”王跃民说这话的时候正在修观测站的收音机。那台收音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产物，天线断过一次，被王跃民用晾衣架的铁丝接了回去，居然还能收到几个台，但最近只能收到两个了，而且其中一个在播的是老傣语广播剧，连王跃民都听不懂。

“你听得懂傣语吗？”苏雨林问。

“听不懂。但剧情我能猜到。男主角出轨了，女主角在哭。”

“你怎么知道？”

“所有广播剧都是这个剧情。”王跃民把收音机翻过来敲了敲后盖，喇叭里传出一阵刺耳的电流声，然后重新沉默。

苏雨林在观测日志上写：十一月三日，晴，偏东风二到三级。芒果树落叶进度百分之四十。猕猴继续在围墙上蹲守。收音机坏了一台。

日志写完之后她翻开环评报告的文件夹——现在那个文件夹里除了环评报告本身，还夹着方案调整的正式图纸、庄秋那篇深度报道的打印版、和一张被反复折叠又展开的便签纸。便签纸是顾怀瑾开会时留的，上面只有五个字：“也许你是对的。”她每次整理文件都会看到这张便签纸，每次都会想起他说这话时的语气——不是在会议室里，是在办公室的盆栽前面，他端着那杯凉掉的咖啡，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一个已经确认的数据。现在那张便签纸被夹在她最常用的文件夹里，和环评报告放在一起，和那棵榕树的命运放在一起，和第九区所有附生兰的种群数据放在一起。她不确定这个归类是否合理，但她没有把它移走。

晚上十点，观测站陷入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刻。王跃民已经回自己房间了，走廊里只亮着一盏节能灯，灯光透过门缝漏进实验室，在天花板上投出一道细长的光带。苏雨林坐在实验台前整理这个月的红外相机数据归档，屏幕上的表格一行一行往下推进，豹猫、野猪、猕猴、鼬獾——那只鼬獾这个月出现了七次，比上个月多了三次，她正在写一份关于鼬獾低海拔迁移行为的简短观察报告。报告里用的都是标准化的学术措辞：“迁移行为”“栖息地选择”“食物资源季节性分布”。但她自己在笔记本上写的另一句话是：“鼬獾可能只是觉得这里比较暖和。”

手机响了。不是消息提示音，是来电铃声。苏雨林瞥了一眼屏幕——顾怀瑾。晚上十点打来电话，这不是他的习惯。他平时发消息的时间虽然不受限制，凌晨一点发应急链接、早上六点四十五分发“蜂蜜水管用”，但他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段直接打过电话。

她接起来，还没开口，就听见对面的声音。

“出事了。”顾怀瑾的声音很沉，语速比平时快了一拍。背景里有引擎声和某种她熟悉的、与雨林有关的风声。

“旅游环线的施工方，今晚擅自开工了。”他的声音不是讨论会上拆解数据的冷静，不是那天在老支书酒桌上说“我知道”的笃定，是一种压着怒意的、紧绷的沉，“他们从省道那边的施工便道绕过了林业局的检查站，推土机已经开进去了。理由是‘赶雨季后的工期’。没有通知我们，也没有通知林业局。”

苏雨林握着电话的手指收紧了。实验室窗外一道闪电毫无预兆地劈过，把她映在玻璃上的脸照得煞白。随即雷声从远处的山脊上滚过来，桌上的水杯震出细微的波纹。

“哪个区域？”

“第九区边缘。距离那棵榕树大约三百米。周诚已经联系了相关部门，但林业局的值班人员最早也要明天早上才能到现场。推土机不等人。”

苏雨林站起来，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从椅背上抓起防水外套。她的动作比任何一次野外出发都快——不是慌张，是比慌张更深的东西。是那种你花了整个雨季测量附生兰种群、在环评报告里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守护着一片雨林、最后发现有人用一条短信通知就能把你守护的一切碾过去的愤怒。

“你现在在哪里？”

“车上。正在往观测站赶。从筹备处到你那边大约四十分钟。”

“你要进林子？”

“对。不能让他们动那棵树。”

顾怀瑾的声音里没有任何修饰。没有“我觉得”，没有“也许”，没有“如果方便的话”。是不能，是不许，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陈述。苏雨林拉开抽屉，抓出头灯和备用电池，又把腰包扣上，往里面塞强光手电、备用电池、急救包、卫星定位终端。然后从抽屉最底层翻出一把巡山用的多功能刀，装进腰包最外侧的口袋里——那个口袋里平时装的是记号笔和标本标签，今晚不需要给任何植物做标记。

“观测站门口等你。”她说。

“苏雨林。”顾怀瑾的声音忽然在电话里沉下来，顿了一下。雨声和引擎声混在一起，她几乎以为信号断了。

“我在。”

“施工方的人还在现场。到了之后可能会有冲突。我一个人去，不用你——”